注意力视角下地方政府多重冲突目标治理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中村改造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本文以长沙市后湖片区城中村改造为例,通过构建“科层规则—外部压力—官僚利益”政府注意力分配框架,分析长沙市岳麓区政府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面临的多重目标冲突以及在城中村改造不同阶段的行为逻辑和行动策略,进一步总结和归纳地方政府在面对多重目标冲突时注意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和目标优先级选择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动态性确定目标优先级、建立注意力负外部性的补偿机制以及敏锐识别社会问题等建议,助力地方政府行动策略的优化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制度分析——“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民族志观察

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让地处大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被卷入城市后变成了"问题化"的"城中村"现象。从个案"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观察中发现,在处于强势位置的地方政府和弱势位置的村集体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场域,导致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举步维艰。追求市场理性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经济动力,"法人共同体"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组织基础,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正当性,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有利机会结构,"红头文件"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合法契约。概言之,村集体组织是一个理性的"法人共同体",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从不平等的"单向依附型"变成了"双向交换型",地方政府直接用体制内的行政命令方式动员体制外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改造更新"城中村"的目标趋于"难产"。于是,尽管"正式权力正式行使"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与地方政府诉求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合法性策略,但村集体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利益代言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目标的理性行动者,这才是"城中村"改造更新项目趋于"难产"的根本原因。     

城中村改造：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行为选择——以郑州市为例

城中村作为我国快速城市化改革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存在着诸多问题。政府、开发商、村民三方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失效，引发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出现不合理状况。这既有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因素，又有政府干预失灵的问题。本文以郑州市城中村改造为基础，探讨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在机制建设中平衡各利益主体的方式，以期对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条可借鉴的改革思路。     

关于城中村改造的几个问题

城中村改造不仅涉及到道路和住宅小区等有形改造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观念、生活习惯等无形方面的改造。城中村改造有政府推进、市场驱动、自我改造、联合改造等多种模式,可以采取整片、化整为零、一村一策等具体方法进行。随着城中村改造的推进,城中村居民的就业模式、身份定位、生活方式也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城中村”改造困境与路径探析

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城中村”问题获得包括政府、学术界以及公众在内的广泛关注,目前对“城中村”改造实践的探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城中村”改造依然面临着很多利益博弈的问题。本文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困境,试图找到目前我国“城中村”改造的出路。     

城中村改造基本法律问题研究

城中村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大障碍。城中村的存在既妨碍城市的建设规划,也妨碍城市治安和城市居民生活。目前城中村改造缺乏国家统一的立法,而地方立法对改造中利益补偿和分配实行模糊的处理方法,只能暂时掩盖矛盾。城中村改造的法律问题涉及农民身份的转换、集体经济性质的转换和农民利益的补偿、安置,也涉及村委会或居委会与由村民组成的城中村改造建设发展公司的法律关系的认定。     

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的管理机制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城中村改造包括政府主导、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开发商主导三种模式.其中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的功能有扩充资金、优化管理和完善技术.由于政策不完善、政府监管不力、开发商的经济理性驱动及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城中村改造存在增大容积率、忽视公共设施建设、中断项目建设、忽视外来人员的居住需求等风险.为此,要优化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的准入机制、法律机制、监管机制和应急机制.     

邯郸市“城中村”的成因及对策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日益成为影响邯郸城市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如何有效推进“城中村”改造,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邯郸市“城中村”现状与特点的透视,分析“城中村”改造所面临的难题,提出政策性建议,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文化视阈下城中村改造模式探索

分析目前城中村改造的模式及对它们做出评价,解释采用这些模式的原因,从文化视阈探索城中村"文化融合"改造模式,并说明实施"文化融合"模式的必要性和建议:尊重文化差异性,寻求文化的共性;加强城中村的先进文化宣传教育,增强城市对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走保护与建设并举的综合性改造道路;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对城中村村民的教育、培训.     

深圳城中村问题的思考

城中村是我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深圳的城中村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成长壮大的;它承担了廉租房的重任,降低了整个城市的运营成本,但也给深圳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改造城中村是深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存在拆迁补偿、政策执行、村民安置、外来人员居住等难题,政府应转变思想观念,重视村民的观念更新和素质教育,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拓展改造资金来源,推进集体经济改革,并做好城中村的替代品——廉租房的建设工作。     

南方都市郊区城中村宅基地使用管理中权利关系逻辑与破解问题之策——以广州市白云区城中村H村为例

城中村宅基地权属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使用权制度的不完善,集中表现在使用权分配制度不明确、取得制度不合理和监管体制不完善。H村在宅基地使用与管理上出现的加建、改建、扩建宅基地房的违章问题,体现了南方都市城中村向城市化转型的特点。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健全法规,加强监管;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加强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建设;完善城中村宅基地的确权登记,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妥善处理宅基地使用与管理中的混乱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和改进城中村宅基地管理与服务工作。通过典型示范,结合城中村改造建新居的试点来规范宅基地管理。     

城中村向何处去——兼论进城农民工的住房权

城中村作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是农民工等城市外来常住人口的落脚之地。开放改革之初,由于正式住房市场短缺,进城的农民工不得不救助于非正式住房市场,城中村应时而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为城中村本身的管理问题及其土地蕴藏的巨大级差地租,全国上下都陷入一场“赶超型”的城中村改造运动。而作为城中村居住主体的农民工,他们的住房权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坚持城中村改造方向的同时,制定了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房发展目标,但目标仍然偏低,这决定了城中村作为城市主要的廉租房市场仍将长期存在。     

农村宅基地流转中政府定位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分析了宅基地流转中政府与农户、村集体及用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运用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在宅基地流转中的角色定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各个利益方目标函数不一致,因此地方政府在宅基地的流转规划中应尽量顾及到农户、村集体和用地企业的利益,从而使宅基地流转可以有效进行下去,并提出政府应通过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发挥监管作用及搭建流转平台等形式来参与流转。     

村落保护的空间规划与文化价值重构

在当下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传统村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渐趋式微,重建村落社会应秉承新的价值视角和行动取向。村落形态的空间变迁伴随文化价值的嬗变,经历了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民族/国家的符号价值、城市文明的现代价值三个阶段。传统村落的空间意义反映的是乡土文化中的风水和伦理价值,是家族伦理的空间投射,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村落规划秉承的是以城市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架构,彰显的是功能、权力、财富和现代化等理念。面对“城市规划下乡”的村落重建规划,我们有必要基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的人文历史价值来规划村落的空间肌理,实现村落空间的意义再生产,从而达到重构村落乡土性的目标。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政权普遍陷入财政困境,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压力。过去关于基层治理结构改革的观点大多没有认识到乡村建设的一体性,忽略了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县、乡、村的资源和优势有所不同,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较强的互补效应,应从发展县域经济的角度来调整目前的农村治理结构。新的治理模式应该是“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在县域经济一体的思路下,利用三者之间的经济协同作用,发挥落后农村的后发优势,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园意志与家园意志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定位只能是针对掌握了丰富人财物资源的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而言,这对基层政府正确处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职能定位是一个误导,极有可能导致新农村建设中"公园意志"的出现.农民投身新农村建设自发形成的"家园意志"是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根本主体地位在主观意识形态上的反应.正确认识两种意志的主体、本质、特征和局限,是处理好在基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和农民关系的关键.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述评

国内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主要侧重于产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关农村土地市场发育对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对城乡空间布局的影响多为理性判断和现象描述,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引发的城乡空间演变的解释性研究和评价性研究、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角色和作用、农民分层和社会空间重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优化等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主题。     

楚雄千年彝族诸葛营村的震后重建与旅游开发——地质灾害后村落发展的启示与社会学思考

云南楚雄方山诸葛营村在恢复地震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在政府倡导、村民自愿的原则下,大力挖掘弘扬诸葛文化及彝族传统文化,对民房进行统一规划改造,突出彝族"土掌房"建筑风格,大力发展农家乐、乡村民族生态旅游,恢复重建后的村寨不仅诸葛文化和滇中彝族文化气息浓烈,还充满着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氛围,探索出了一种结合村情实际、村党支部+理事会+监事会+协会+服务队"五位一体"的民主管村模式,确立了乡村民俗旅游是村庄经济发展重点目标的震后重建与发展并重的新范例。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     

村落终结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以河南Z村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从村落终结的视角出发,以村落社会交往与村落权利的重构两方面为抓手,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论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社交中心普遍出现外移现象,已经超出农村"熟人社会"的范围,促使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并且他们主动参与村落权利的建构过程,表现出更多的政治热情和对现代民主观念的践行。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和传统农民的分化,也是实现农民自身终结与村落终结及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