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人士的反战运动

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所辖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之文化工作委员会（主要领导为共产党人）与日本人士所组成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成立前后均有事实上的指导、支援关系,且有制度上的规定,双方共同进行了抗战文化宣传方面的一系列活动。     

“笔剑无分同敌忾”——记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时的《签名轴》

珍贵革命文物——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时的一个《签名轴》,在失落十六年之后,重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正如新华社报道中所说:“这件文物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的一次重要的活动”。它既显示了当年在党领导下革命进步文化人的团结一致,又显示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和其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是特殊斗争条件下的产物,是国共两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参政会与中国各党派关系研究：1938-1948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它的存在及其演变在中国现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初期,国民参政会发挥了团结全国军民,坚持全民族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参政会内部出现了摩擦和分裂的端倪。在中期,国民参政会在团结抗战和摩擦分裂中曲折前进,国共斗争成为这段历史的主线。在抗战、团结、进步与投降、分裂、倒退的斗争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大局得以维护,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在后期,国民参政会逐渐成为国民党鼓动内战,制造分裂的御用工具。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没落,那个曾经在抗战初期起过团结全国人民,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国民参政会,最终为中国人民唾弃。     

“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关系辨

抗战胜利初期，随着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中共方面提出了国共和谈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最近，有同志提出质疑，认为应将这六字方针改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八字方针。笔者不敢苟同，理由如下：其一，“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不是学术界后来概括的，而是毛泽东在1945年勺＼二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提出的。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现在的D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团结、抗战。进步”。其二，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四点并列是重庆县高等级会谈期间国共双方妥协的结果。蒋介石…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报刊中国民政府想象 ——以《老百姓报》为例

抗战初期，由左派陕西知识分子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由于其通俗化的特征，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老百姓报》进行文本精读，揭示在抗战初期，《老百姓报》如何建构读者对国民政府的想象。具有左派背景的《老百姓报》，一方面为了在民众心目中构建出“国共合作”的理念以团结民众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身的群众立场，该报面对国民政府军、国民政府高层、国民政府基层的已有的真实面相，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有意识地采取了灵活的想象的构建策略。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改征实物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于1941年6月16日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对于这一措施应如何评价?在以往的论著当中,多谓此举“是四大家族掠夺、搜刮农民粮食的一种暴政”,是“国民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一种搜刮手段”。有的虽然作了比较客观的论述,也是闪烁其词,似是而非。总之,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尚阙公正评说。笔者以为,此实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的一大改革,它在当时对     

抗战后国民政府迟迟不对日宣战原因浅析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开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了抗战的准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后又南越长城,在华北大地上燃起战火,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中国将以“应战”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挑衅。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实行“全面抗战”。8月13日,淞沪战事发生,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的时代。 中国的抗战持续了八年,但直到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才对日本正式宣战。为什么在全面抗战进行了四年多后,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呢?这一问题以前史界很少涉及。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正于先辈同行。     

略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甘宁青农村教育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对甘宁青地区的开发与建设,甘宁青农村教育事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基层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内容向以爱国、科学、民主为特征的现代教育的转变.由于受政府主导的教育变迁模式的限制,在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政府战略重点的转移,这一变化趋势出现了停滞和衰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立场之因果探析

东方明珠——香港“在我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十九世纪中后期三个不平等条约使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如今根据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联合公报》,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沧桑变化的香港这段耻辱的历史终将在1997年6月30日划上句号而掀开新的一页。 不过,在香港主权归属问题上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了一定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意识。本着“把事情的本来面目还给了历史”这一宗旨,本文欲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所持立场之前因后果试作一简析,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国民政府时期,迫于中国人民反英斗争,英国政府曾于1927年交回汉、浔租界地,1929年交回镇江租界地,1930年交回厦门和威海卫租界地,可是惟独不肯放弃香港这块王冠殖民地。为此,就香港主权归属问题,中英两国政府间发生正面交锋,国民政府当局屡向英方交涉要求收归,但未遂愿。至抗战爆发后,随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对此要求更为迫切且态度益趋强硬。这是为什么呢?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对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部颇有特色的抗战阶段史──评《武汉抗战史》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的《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抗战阶段史，值得向读者介绍。该书至少有三点值得称道。第一，研究视角独特。以往的抗日战争史论著皆是根据战争战略态势的发展，以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这一“三阶段”模式来组织编写的。而《武汉抗战史》则采取新的独特的视角，以抗战的指挥中心的转移为标准，将八年抗战划分为‘南京抗战”、“武汉抗战”和“重庆抗战”三个时期，从以往史学界一致认为的“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中划分出相对独立的“武汉抗战”时期。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指…     

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

1936年的绥远抗战,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傅作义的个人行为,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个人均无关。清理绥远抗战的真相,可以明确3点:第一,绥远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像张学良所云"力谋妥协",而是空前强硬;第二,傅作义、陈诚、阎锡山等人对绥远抗战有贡献,但决策和总体指挥者确为蒋介石;第三,绥远抗战期间,中国对日全面战争还远未完成,因此,蒋介石不得不谨慎从事,适可而止。但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坚决抗日的决心和意志已经充分表露,其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也已经充分表露。     

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

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李峻史学界一般将抗战初期界定为从卢沟桥事变（１９３７．７．７）至武汉失守（１９３８．１０）这段时间内。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民政府认识到，以弱敌强的持久抗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民众...     

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第三势力的拉拢扶植及其失败

<正> 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拉拢、扶植第三势力,是美国幻想政治解决国共争端的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对华总政策的组成部分,本文对此试图作一探讨。美国拉拢、扶植第三势力,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第一,美国拉拢、扶植第三势力,是在马歇尔“调处”国共争端遭到破产,美国对华政策遇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     

陪都书法论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局部发展至全面,从此,进入了中华民族“运用全力抗战”的抗日战争时期,时势危及着南京政权。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迁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     

国民政府西南大后方基地战略思想的产生及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实行的建立西南战略基地的重大战略举措,乃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团结抗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正面战场得以坚持下来、抗战最终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这一战略设想是怎样提出来的,又是怎样实行的,对于全面认识和研究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的表现,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第四届中国抗战文艺研讨会观点综述

由四川省社科院、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抗战文艺研讨会于1990年11月20日至23日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专家学者,包括当年党的南方局领导下《新华日报》、军委会第三厅、文工会、中华全国抗敌文协的老战士,围绕“回顾与展望”这一总的主题,就抗战文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抗战文艺与国际反法西斯文艺的关系,对有争议的、被忽视的抗战时期作家、作品评价,提高抗战文艺研究的学术品位、拓展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从清水江文书看抗战时期土地买契税

契税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一。透过清水江文书,可以看到抗战前五年天柱等县级政府实际征收的土地买契税率高于国民政府规定,后三年地方政府执行国民政府百分之十五的契税率这一实态。县级政府的契税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国政府的财政困境,但客观上支持了抗战事业。     

逆转，1939——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国民党对共摩擦问题再探讨

1939年,在战时国共关系上,准确地说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从这一年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和打压意识大大增强,一下子把防共提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高度,蒋介石督率国民党高层、中层,甚至低层,想了很多办法,提了种种方案来应对此事;原西北系政客张允荣密报所谓“共党中央政治局训令”,加重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怀疑,牵动了国共高层;国民党以“特种会报”等手段专门对付中共,使国共关系实质上呈现出一种暗潮汹涌、剑拔弩张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