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管文摘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德斯认为,企业越大,产量越高、劳动力越专越好的传统思想,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他说:“大企业、大公司的确有很高的生产效率,但它们从事的大都是不注重市场经济效益的‘粗放型’和‘僵硬型’的生产。称其为‘粗放型’生产,是因为它们只强调产量而不     

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一近几年来,关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爭论颇为热烈。有人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用‘以太’代替了中国古典唯物主义所说的‘气’”;有人说他是唯心主义的,他的“‘以太’与‘心’、‘识’性质相同”;最近,又有人认为谭嗣同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他用‘以太’的普遍性质和客观性质来解释自然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当他用‘以太有知说’来解释意识现象的时候,走到了庸俗的物活论,并通过灵魂不灭说而达到唯心主义。”因此,我们“既不能只看到前面而不谈后面,说他是‘杰出的唯物论者’;也不能只看到后面而不顾前面,说     

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哲学思考

一、历史主义的文学观胡适治学，一贯恪守历史主义原则，即无论做什么学问，他都力求从历史因素的联系和发展中去把握对象。他的文学革命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用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文学问题。历史主义原则为胡适文学革命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他能够在“承认白话是活文字”的起点上，通过对中外文学演变史的分析，对白话文学主张作出历史主义的沉思。他说，从1916年2月到3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字’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字’的历…     

幽默三则

不幸的是……有个赌徒从家里拿了100法郎去赌博,几小时后他回来了,妻子忙问：“那张大票子‘生孩子’没有?”“生了,生了,”赌徒从衣袋里掏出两张10法郎的钞票,哭丧着脸说：“不幸的是,它们的‘母亲’去世了。”不满记者到一个偏僻的乡村采访,他望着村外弯弯曲曲的小路问一位老农：“这地方没来过汽车吧?”老农一听不满地说：“哪里话?连飞机都来过哩!”老农边说边朝天空比划着,“来来往往多少回了,就是没下来过。”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中介环节不容忽视

<正> (一) 中介环节是整个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事物之间极为重要的一种普遍联系。对于中介环节的普遍性,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都曾作过明确的表述。恩格斯曾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介环节而互相过渡……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列宁也说过:“一切都互为中介(Vermittelt),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     

论鲁迅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五四以来知识者心理模式的分析

在分析解体时代知识分子命运时汤因比说,“这一个联络官阶级具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一方面”。“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而更其不幸的是,鲁迅虽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文明或社会,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西方,但他恰恰又无法摆脱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唯物辯證法論宇宙間诸現象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制約——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本校‘辩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第八次學習報告会上的報告纲要

一、辯證法是研究互相聯系和互相制約之普遍規律的科學自然现象和社會现象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約,是唯物辯證法的第一個基本待徵。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制約,是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的基本現象,也是觀察事物的最初步的方法。斯大林同志在‘辯证唯物論與历史唯物論’中說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第一個特徵時写道:‘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么     

关于“豪放”与“豪放派”问题——纪念吴世昌先生逝世二周年

“豪放”是人们很熟悉而又常用的,吴世吕先生独具慧心,首先探本索源,指出:“陈登不理许汜,许汜说他‘湖海之士,豪气未除。’显然说陈傲慢,并非褒词。‘放’字则似乎起于魏晋间‘放浪形骸之外’一语,结合‘豪’与‘放’为一词而成豪放,大概起于唐朝,《唐书》称李邕为‘豪放不能治细行’则是指其品行,陆游为别人说东坡词‘不能歌’辩护:‘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也是澄东坡为人性格‘豪放’。”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史观

刘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这篇文章里说:“‘天道’是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法则;‘人道’就是社会规律,或者说人为法则”,“人类如果未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人为规律就无法与自然规律相统一”,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而“真正的‘天人合一’”,“必须是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可见刘先生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乃是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的看法。这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历史归之为天与人如何从矛盾到合一的历史。而天与人之所以能够合一,就在于他虚构了这一对阶级社会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所谓     

黑格尔与中国哲学精神——试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与泛神论

一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黑格尔。钱钟书在解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时,认为黑尔格的矛盾辩证法虽“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每创新意,写魏晋玄学时他说:“‘贵无论’是肯定,‘崇有论’是否定,‘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这与黑格尔的正反合正好相通。”日本禅学家阿部正雄也说:     

“人民敌人”考辨

赫鲁晓夫在他那篇历史性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通常被称为“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在报告中,他揭露斯大林利用这一罪名加害一大批老革命家和其他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斯林大迫害无辜者,这不是赫鲁晓夫的捏造.不过,说“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斯大林之前,列宁就正式使用过这一词语.而列宁本人明确指出,他是从18世纪法国革命家那里学得的.     

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中山先生逝世以来,已满三十周年。经过三十年的过程,回头再看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历史意义。中山先生一生在发展与前进中,他没有停留在固有的阶段,他的思想和活动不是在退步,而是在进步,他不是惧怕将来,而是相信将来。中山先生的早期活动,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样,也涂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最相近的一点是俄国的民粹派不相信社会发展规律,“照他们的意见,历史不是阶级所创造,不是阶级斗争所创造,而只是个别杰出人物,即所谓‘英雄’所创造的;群众、‘群氓’、人民和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这种‘英雄’走的。”无容讳言,中山先生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看法,他是一个主张“知难行易”的人,他强调“知”,他说“知”是创造世界的,但不能每人全能     

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学习邓小平同志谈话心得

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中讲到一个重要思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又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     

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

1989年，在苏东剧变还在进行着的时候．日裔美国学者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的论文。在福山看来．这场剧变表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① 福山以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身份，宣布自由主义已定于一尊。这篇使他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论文的题目《历史的终结》，就是借自黑格尔哲学的术语。福山自己也说，他的理解“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为密切”。（２）然而我们总不该忘记，黑格尔（和马克思）是批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福山引黑格尔为同道，论证自由民主理念已构成历史的终结，使得我们今天关于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讨论，不仅只具有一点点历史的意义、更具有现实的当代意义。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听话能力及其培养

听话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听话能力是中学语文教学要完成的目标之一。当代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指出;“学校里为什么要设语文课?” 设语文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培养他们的接受能力和发表能力。”接受和发表,表现在口头是听(听人说)和说(自己说),表现在书面是读和写。在接受方面,听和读同样重要;在发表方面,说和写同样重要。所以听、说、读、写四项缺一不可,学生都得学好。”叶老的这种观点早在一九四九年的一封信中就曾申明过。他指出:语文科‘听’‘说’‘读’‘写’宜并     

墨子姓氏及其他——关于墨子研究的几点看法

汉学家色雷士·李称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美籍华人学者李绍崑在其著作《墨子:伟大的教育家》一书中说墨子“他的生辰不祥,国籍和出生地也不确定,”此乃实情,决非泛泛之论。今偶读水渭松先生之《墨子导读》一书,见“墨子姓墨氏已毋庸置疑”及“墨子名‘马’还是名‘翟’的问题,实在是很清楚的”云云,颇有异议,遂作此文,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物欲横流 本末颠倒——《金瓶梅》对经济文化异质新态描写的价值

恩格斯1888年在给作家哈克纳斯的信中说:“巴尔扎克,我认为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在他的《人间喜剧》里,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恩格斯的上述评论属于文艺社会批评的范畴。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