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编辑部对文学译介的赞助路径探析——以《基尔米里》中国之旅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五四时期陈嘏对自然主义小说《基尔米里》的译介为中心,探究了其中国之旅的缘起,运用文化学派的操纵理论,从文体选择、翻译策略和社会传播等方面归纳了该作品赞助人《新青年》编辑部的赞助路径,以期能对当下翻译文学作品文化价值的实现有所启示。     

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模式探析——以葛浩文译《狼图腾》为例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文学的译介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葛浩文所译《狼图腾》被英语世界广泛接受并迅速传播,为中国文学翻译模式及文学的外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通过研究分析《狼图腾》的成功译介,可以看出:选择既反映全球文化共性又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点的作品进行译介,采取国内外合作出版的译介途径,实行国内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群体相结合的译者模式,创造性地选择翻译策略,是中国文学外译的有效译介模式。     

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为时代而译:《译文》《世界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译介

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译文》(1953—1958)与《世界文学》(1959—1964、1966)是唯一一份进行外国文学译介的官方期刊。在国内外政治局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以1959年更名为界线,该刊前、后期外国文学译介的选取和译介方法不尽相同:《译文》体现出中苏友好"一边倒"、团结一致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时代特点;《世界文学》则体现出亚非拉各民主国家众志成城、反抗"美帝苏修"的时代特征。《译文》与《世界文学》的译介活动坚持"政治标准"为第一要义,是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学行为。     

翻译家葛浩文和白睿文翻译思想述评——以《狼图腾》和《活着》为例

让中国文学"走出去",得到世界的认可和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喜欢一直是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的梦想。从《中国文学》到《熊猫丛书》,再到《大中华文库》,中国的官方机构也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然而,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走出去"之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就是西方的汉学家、翻译家们。本文选择了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作出巨大贡献、付出巨大努力的两位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和白睿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的翻译观和代表作《狼图腾》《活着》的英译本的分析,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之道。     

《中国文学》(英文版)农村题材小说翻译选材探析

《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后一直致力于对外译介、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其中,农村题材小说在其译介活动中占有相当比重。从横向上讲,对外展示了英雄的革命农民、受封建社会迫害的愚昧农民、觉醒的新一代农民以及改革时期的农民形象等;从纵向上讲,对外展示了从土地革命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农村政策的变迁。杂志的翻译选材,既忠实于建国后我国农村题材文学的演进规律,如实反映国内文学创作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外宣传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理想效果,树立新中国的新形象。     

上海“孤岛”时期文学翻译的发生与建构——以《西洋文学》杂志为讨论对象

《西洋文学》是上海"孤岛"时期创办的一份纯文学翻译杂志,它在抗战时期文学翻译史上的角色和地位不容忽视。既往对《西洋文学》的研究大都聚焦于译介内容的介绍,而对杂志的价值取向、译介主题与译介重点呈现出什么特点,它们如何受到"孤岛"政治与文学地理的影响,则缺乏必要的讨论。"孤岛"时期,《西洋文学》给予了文人译者"文学书写"的自由与想象,它不仅是一个表述"自我"的话语空间,也是一个张扬时代政治的文学场域。《西洋文学》的译介有效地演绎了在"孤岛"政治与文学话语秩序影响下的文学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特点,忠实地反映了"孤岛"的政治文化与文学地理对文学译介的主动干预,也体现了译介主体对其历史境遇的自觉把握。     

多元系统理论下《飘》译本的对比分析

《飘》自从1940年被傅东华译介到中国以来,已有很多种不同的译本。通过对《飘》两种译本(傅译本和李译本)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虽然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但译者的主体性也是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     

中韩政治小说译介的同异——以中韩译本《经国美谈》比较为中心

20世纪初,中韩两国译介政治小说蔚然成风,两国有志之士出于政治主张的需要译介了大量的政治小说。从具体内容看,中韩译介的政治小说《经国美谈》在比较研究方面具有一定可比性。两国除了出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翻译了该小说之外,还根据各自的历史情况,增减删改了部分内容,因此我们有必要系统地研究中韩译本《经国美谈》之异同,这有助于促进对中韩政治小说各自特色的理解及其原因的解释。     

《人民文学》英语版对当代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译介探究——以《春风夜》译介为例

文学译介一直以来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学界和翻译界曾围绕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但其中对当代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译介研究较少.本文以《人民文学》英语版为研究对象,尝试梳理目前国内唯一一本官方发行英语文学杂志对当代女性作家及作品的译介,以铁凝《春风夜》为案例,分析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对外展现当代中国女性新形象.     

规范操控下的中国近代小说翻译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和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中各项活动,如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译作的推出等均受到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和规范。文章借助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考查和探讨中国近代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对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活动的规范情形,对中国近代小说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重新审视这段颇有争议的翻译史。     

文学翻译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生

在戊戌变法以前,中国近代的翻译主要是洋务派的科技翻译,后扩大到社科领域。此时,人们基于自身固有的文学观念,并不重视文学翻译,仅有若干零星的“以中化西”的自发翻译。戊戌变法时期,近代文学翻译在特定视域下“误读”西方文学--主要是小说,认为它是西方“开民智”的启蒙利器与政治宣传的工具。此时,中国社会完成了对文学翻译大规模兴起的思想准备,之后文学翻译被实质性地纳入到了中国文学变革的内部。     

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误读”。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对“文化误读”进行研究,对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各自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     

朱生豪的译事活动与译学见解

伟大翻译家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鸳鸯湖畔。之江大学的四年以及随后的编辑生涯,为朱生豪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同时使他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古典诗词创作才能,这为他翻译莎剧奠定了基础。从1935年开始准备译莎到1944年逝世为止,他共译出莎士比亚悲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31部半,给中国莎学史和中国翻译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朱生豪长于译笔,但也不乏译论。他具有伟大的爱国翻译思想,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他的译文自然流畅,这与他采用再现原作神韵和神采的翻译策略密不可分。     

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文学名著在我国被反复重译,每个时期的译本透露当时的语言、出版、文学风尚、读者要求和总的社会文化情况。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展示了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众所周知,译者并非处在一种理想化情形下,而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中翻译。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说,翻译界一般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通过对比研究分别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两部《傲慢与偏见》中译本,可以揭示译者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主要倾向于哪种翻译策略,＂归化＂还是＂异化＂;及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否最终会占上风。     

试析目的论在小说翻译中的适用性——以《骆驼祥子》两英译本为例

小说以大众阅读为目的,同时蕴涵许多文化特质。小说的可读性和文化传递性导致其翻译中的一对矛盾：适应目标读者的改变与忠实传递文化特征。拟从功能的角度分析这一矛盾,通过分析比较《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认为以“目的”为中心的方法对解决该矛盾行之有效。     

论语用翻译等效

语用翻译是一种新的翻译理论模式,与语义翻译遥相呼应。语用翻译旨在解决翻译中的语用等效问题,即在翻译中进行语用对比。语用学介入翻译,特别是语用语言翻译等效与社交语用翻译等效的融合、语用含义与语境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理论依据,同时又为我们从新的角度解释翻译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     

李文俊翻译思想研究——以生态翻译学为视角

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翻译家李文俊在翻译取材上兼顾主流文学与边缘文学,体现了翻译生态整体观;他边创作,边翻译,边研究,三事共举,实现了共生与互生的生态翻译观;它的翻译思想与他的翻译实践实现了高度的统一,体现了翻译生态系统内部的和谐统一。     

从双关语的翻译检视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

通过分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双关语的翻译策略探讨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我们发现大部分译者采取的是舍弃双关语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等认识方面的局限性和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观.儿童文学的译者应该解放自己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在充分把握目标读者特点的基础之上,尊重并信任儿童,以译作与儿童建立起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     

从目的论看小说语言风格的翻译——以《骆驼祥子》两英译本为例

语言风格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传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的论认为源语文本并非处于权威的中心地位,而是具有无限可能的开放实体,是译者使用的多种信息源中的一个。根据目的论理论,目标文本与源文本之间一定存在文本间的连贯,译者要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译改原文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以《骆驼祥子》两译本为例着重从语言层面进行分析小说语言风格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