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法律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合理性

建国以前,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建国后,由于我国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出于大局观念的考虑,亲属容隐制度被彻底废除。但重视亲情和人伦的观念深埋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在现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亲属容隐"制度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从其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保障了亲权,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等方面论述了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合理性。     

论人性的基本倾向与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要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为"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建立这种制度体系,还需要从理论上深刻反思关于腐败成因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说",深入探讨人性及其与腐败的内在关系等问题.对人性的判断是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哲学基础.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决定着不同的治国思路和制度设计取向.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都证明:自私自利是人性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倾向,是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基础;掌握公共权力且缺乏有效的客观监督制约是腐败赖以发生的外在条件,所以就反腐败而言,法律制度比道德更重要.     

从观念到制度——《唐律》中的容隐制度及其相关问题

容隐制度,作为对儒家“亲亲互隐”的道德观念的确认,在《唐律》中得到了完备而详尽的表述。容隐从一种观念变成一种制度,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然而,法律制度却并不能够承担起道德教化的任务。     

古典自然法学说的经验难题与逻辑困境——以法正当性问题的道德面向为视角

法的正当性问题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历久不衰的经典问题,关乎法律价值、法律理念、法律文化、法律权威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而其中的要害在于法与道德的关系。在形塑西方现代文化风格的启蒙时代,古典自然法学说是针对该问题进行研讨的经典学派,对后世学派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对其围绕法正当性问题的研讨思路进行结构性分析,是在该问题上获得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在使人的主体性获得空前解放与现实效应的同时,典型的古典自然法学说在论证思路上主要面临两大问题。首先,以世俗人性作为论证法律道德正当性的现实起点在经验上面临瓶颈;其次,以实然要素作为理论支撑论证该种正当性在逻辑上存在瑕疵。     

证成与正当性:洛克路径与康德路径的对垒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西蒙斯在其文章《证成与正当性》中,讨论了对制度进行道德评估的两种方式——国家的证成（justification）与正当性（legitimacy）。针对当代政治哲学中所常见的对两者的混淆,或不恰当的定义,西蒙斯采用了洛克式路径与康德式路径论证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证成与正当性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在关于国家规范理论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秩序的人性基础：古代容隐制度的价值分析

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伦理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对亲情和人权的保护。令人遗憾的是，容隐制度被现今社会视为封建遗毒而彻底抛弃。鉴于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因此对容隐制度的评价也不应该持完全的肯定或是完全的否定。容隐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历史上传承数千年，必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有必要对其所蕴含的法律价值进行深入的分析，以进一步探究该制度对现今社会的影响。     

论我国刑事法律应怎样重建“亲属容隐”制度

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存在了几千年,但建国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被彻底废除。目前,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已经势在必行。本文论述了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现实可能性,对重建亲属容隐制度进行了设计,以期对亲属容隐制度的重建提供建议和意见。     

网络道德理论解析：一种人性论视角的思考

现代网络在带给人们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现实问题,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以人为道德主体的行为价值问题,即人性问题。当网络虚拟空间中人性自利成份过分膨胀,而制约它的理性工具过分软化,就容易引发人的道德人格扭曲、道德冲突等非理性倾向的网络道德问题。从现实人性善恶趋向于自利入手,对网络所带来的道德失范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以求网络道德的理性复归。     

道德的转型:李泽厚的道德社会学

伦理与道德的区分、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的区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区分是李泽厚伦理学的基本要点;三个区分紧密联系着道德社会学的两个核心问题,即道德的社会根源与道德的社会作用或效力;在现实具体的道德行为或道德作用过程中,作为道德心理形式的人性能力与具体的道德规范、善恶观念是无法分开的,外在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若想真正扎根、"在场"于人们的心灵,得到人们的"敬重",从而有效地"牵引"其道德理性意志,并激起人们那种作为主体间关系的人性情感,从而在社会中运行生效,则必须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相应地调整转型,就此而言,李泽厚关于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的阐释,既是对道德的分类,更是在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下对道德转型的揭示.     

“共享发展”的正当性论证——基于“人性—风险”的视角

“共享发展”是当前中国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它在当前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即具有独特的正当性。“共享发展”的正当性可以运用“人性—风险”的理论框架进行证明。自利的人性及其生成的世俗性社会使个体具有潜在的威胁。道德的软约束乏力以及法律与制度的硬约束缺位使得个体所具有的潜在威胁很容易爆发出来,进而生成让每一个个体都避免不了的整体性风险。对于整体性风险,必须通过与自利的人性不相冲突的互利的合作及其实现的普惠性增长加以解决。通过建立在自利的人性基础之上的互利的合作及其实现的普惠性增长,化解因自利的人性及其生成的世俗性社会而产生的个体的威胁及其生成的整体性风险,便是“共享发展”的正当性之所在。     

法律与道德——法律合法性的三种论证路向

时至近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论证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一般而言,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认为法律的合法性植根于道德的合理性,法律与道德是一种模仿关系;其二主张法律与道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的合法性或者在于法律的合法律性,或者在于国家强制。但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所以法律的合法性应该从基于商谈伦理学的程序主义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     

论我国亲属容隐制度的重构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代表性制度,也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曾伴随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全过程。虽被新中国法律所摒弃,但其对人性伦理关怀的价值追求并不必然与现代刑律精神相违背。今天需要我们对这一制度重新认识,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求分析其重构的法理依据并予以合理构建。     

法的合法性问题初论

合法性问题是法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构成了法律制度本身得以良性运行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通过对历史上存在的几种法的合法性解释路径的梳理,阐述了法的合法性的主要含义。并在对上述主要观点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对法的合法性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比较深入地分析。     

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现实再思考

集体主义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多年来,人们在理论上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因而在道德生活中造成了很多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应做到,第一,在理论层面,进一步凸显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核心地位;第二,在制度层面,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第三,在道德生活实践中,要正确协调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     

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文章对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发展历程略作梳理,并就这一制度的发展规律及特点作了初步总结。     

和谐伦理精神的后现代建构

现代性伦理道德问题已成为包括西方和中国在内的现代人所无法逃避的现实,我们需要去审视实体和制度规范本身的伦理价值或正当性以及道德个体化与道德普遍性对立的现代性事实,为和谐伦理精神的建构提供某种可能的路径。     

清理门户还是共渡难关？

作为独立经营的企业个体或平台社区的领导者，平台企业的策略选择往往需要在企业逻辑和社区逻辑中取得平衡，尤其是在面对道德合法性威胁时，平台企业需要在维持企业生存和保全集体利益中做出选择，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合法化成本，维持其最初的道德合法性。从合法性评价的受众视角出发，平台企业并非总是会面临同样类型的道德合法性威胁。在面临以业务层面为主导的道德合法性威胁时，平台企业会着重面向需求方开展实质工作与意义工作，强化网络效应。此时，平台企业作为社区领导者，遵循社区逻辑来保证供方群体生存。而在面临以架构层面为主导的道德合法性威胁时，平台企业则需要面向供给方开展实质工作，辅之以面向需求方的意义工作，弱化网络效应。此时，平台企业作为企业个体，遵循企业逻辑来维持平台企业的生存。     

传统法律心态问题探究

传统社会形成的人们对法律问题的政治性心态、调和性心态和道德性心态构成法律心态的典型形式。这些与"一切以法律为唯一准则"的现代法治理念形成冲突,在对传统法律心态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在肯定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批判其中的不合理成分,用现代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心态进行改造,以形成政治问题法制化,利益主体确定化,道德问题法律化的现代法律心态。     

人权保障与法治的形式品格

人权保障离不开法治,人权法治化势在必然。近来,国际学界出现了人权法治的政治正当化即民主实证主义的思路,人权实践中则出现人权法治国际化的倾向。我们必须看到,法治的形式品格决定了法治与人权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紧张关系。民主实证主义强调人权法律化的政治正当性,有可能忽略道德正当性命题;人权法治国际化因应人权的普世价值,但忽略了国家法治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因此,人权法治化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