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买卖合同中的风险分配规则

买卖合同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最常见的合同之一,同时也是最典型的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研究买卖合同中的风险分配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物主承担风险主义和交付主义是当今甚嚣尘上的两种风险分配规则。应当了解到,物主承担风险主义仍旧是买卖中风险分配的最重要原则,而交付主义只作为其补充而存在。     

论买卖合同的风险转移原则

“交付主义”的风险转移原则与所有权转移有着内在联系,“交付主义”是以确保所有权能够移转于买受人为基础的。鉴于我国目前的客观情况,对于一般动产可采用“交付主义”,对于不动产和准不动产则应采用“所有权主义”。     

论物权变动与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的关系

文章通过分析"交付"在物权变动和合同标的物风险负担转移中的作用,试图说明物权变动模式与合同标的物风险负担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我国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的交付主义原则本身的内涵与德国、美国的交付主义原则的不同,并从价值分析上论述其合理性.     

对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探讨——兼论我国交付主义立法模式的完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易形式的日益丰富,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无论是所有权人负担风险原则还是传统的交付转移风险原则都存在漏洞。在学理上和实践中对于风险的认识还存在分歧,这对风险负担规则的把握十分不利。文章将在明确风险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探讨两种立法模式的利弊,并坚持应当在采取交付主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对风险负担规则进行完善。     

买卖合同中的风险转移制度研究

在买卖合同中,风险应被限定为标的物因法定免责事由毁损、灭失的不利状态.由于各种风险的存在,风险转移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最根本的利益,因此是买卖合同中最重要的问题.各国对风险转移制度的规定是不同的,主要有合同订立主义、所有人主义及交付主义三种形式.我国买卖合同的风险转移制度采纳交付主义为一般原则,兼采特别法原则.     

论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

合同风险制度是合同法的中心问题之一。买卖合同中的风险分配问题,在买卖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章力图通过讨论物权变动模式与买卖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之间的关系,揭示物权变动模式对此类风险的转移或分配立法设计的影响。论文结合大陆法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上有代表性的三种物权变动模式:即债权意思主义模式、物权形式主义模式、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以及英美法系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规则,分别考察了将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相关联的立法例以及将动产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与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相脱离,从而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的转换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相分离的立法例。并以此为认识前提,阐释了我国民事立法上的相关规定。      

买卖合同标的物转移与风险承担

买卖合同是市场经济中常见的商品流通方式。在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所有权从何时起由卖方转移于买方，风险责任如何划分则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买卖双方的切身利益。各国法律对此予以了高度重视。我国对该制度中蕴涵的基本民事权利、民事法律关系等深层次的剖析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还缺乏综合全面的研究。因此，深入剖析在买卖合同过程中的标的物所有权及风险责任的民事权利，分析不同形式买卖合同中的所有权法律关系和风险承担势在必行。     

国内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标的物风险移转新论

所有权保留买卖作为现代民法权利分化的一种现象,在买卖双方以及第三人之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利益平衡方式。然而,国内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的转移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按照交易时的环境和条件,由能够控制风险的一方当事人承担标的物转移毁损、灭失的风险,较能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平衡。     

论船舶买卖中船舶所有权的归属——兼评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10条

2012年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条确定了特殊动产一物多卖时所有权归属的规则.其“交付优先于登记”的规定,对船舶买卖中船舶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产生巨大影响.结合我国物权法、海商法、船舶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分析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模式、公示公信力等来研究船舶买卖中所有权的归属,可认为船舶所有权“登记优于船舶交付”,不应再适用该司法解释来确定船舶买卖中船舶所有权的归属.     

浅析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

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是一种当事人对未预见到的意外损失的合理分担机制。作为合同法中的一项制度,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当然也追求公平。在风险尚未出现之前,买卖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处于均衡状态,而风险的出现使得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失衡。买卖合同在于当事人间动态的利益交换,但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时,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却因为合同效力的严格约束而必须严守原则履行合同,却可能使不该承受意外损失的当事人承担了损失,合理的买卖合同风险分担制度能避免这一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在行动与规则之间——论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

行动效用主义是传统的效用主义形式,而规则效用主义则是新效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两种理论之间集中了很多关注和争论.作为复兴了效用主义的新理论形态,规则效用主义一方面给效用计算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却对处理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即引发了效用主义对道义论的调和关系.然而,这种新的理论动向并未获得行动效用主义一方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后者明确反对像"道义论"那样以规则作为道德评判的直接标准.     

认知计算主义的重建与反思——评《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

在著作《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中,李建会等人对若干计算主义挑战,如形式化难题、意向性难题、意识难题、包容难题等做出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和有力的回应.刺激贫乏性替以符号规则为基础的计算主义提供了很好的辩护,而"4E+S"正是因为忽视规则的统一有效性而面临着步入行为主义的风险.     

试论买卖特定物时的所有权转移和危险负担问题

<正> 买卖特定物时,关于该特定物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和危险负担(即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而造成的损失由谁承担)问题,各国民事立法上大体有三种观点:一、债权人主义,即债权人负担危险。这种观点认为从买卖特定物契约(合同)生效时起,即使特定物尚未交付,但该物所有权已经转移,特定物如有意外灭失,出卖人(债务人)因不能给付而免除债务;但买受人(债权人)仍应当对待给付而交付价金。债权人主义始于罗马法。法国民法典第1583、1138条也是这样规定的。日本民法典第534条同样规定特定物物权确立或转移后,危险由债权人负担。1923年苏俄民法典第66条也曾规定特定物自     

论货物买卖合同中风险的负担

货物风险的负担即货物的风险何时由卖方移转于买方 ,是货物买卖合同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直接涉及买卖双方的基本义务。各国买卖法对此都很重视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也作了专门规定。我国的合同法亦借鉴各国立法对此做了规定 ,其主要采用“交付主义”原则确定货物风险的转移     

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之法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评析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了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时的履行顺序规则。依该条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遵循"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原则。债权多重让与与股权多重转让问题原则上不能参照适用该条。登记虽不能产生所有权,但其履行请求优先于未受领交付之买受人;既未受领交付也未登记之情形,合同成立在先者优先。该司法解释虽然便于法院确定多重转让时的履行顺序问题,但也存在忽视当事人主观意思、法理逻辑的不连贯以及可能破坏债权平等原则及债务人任意履行原则等问题。通过限制该条的适用范围,可部分避免上述问题。     

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举措被描述为"退群""针对多边主义的逆流而动"。拜登执政之后,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运行,而且积极推进所谓的"民主同盟"和"价值观同盟"。美国的表现并不能笼统地概括成"逆全球化",而更宜理解为边缘化现有多边主义机制,转向积极推进多个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依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规则体系,再造对美国有利的全球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小多边主义"安排。美式小多边主义的动因在于多边主义的内在症结及其对美国产生的贸易劣势;美式小多边主义具有迅速、灵活、俱乐部形态和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的主要特征;美式小多边主义的主要诉求在于把握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权,人为消除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围堵中国。拜登政府执政并没有办法改变包括WTO机制低效笨拙等在内的多边主义的内在缺陷,以小多边策略实现遏制中国的首要战略目的仍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超越规则：国际法的论辩主义转向

国际法学界长期以来将国际法定义为规则,规则主义也是国际法的主流研究方法。历史地来看,规则主义方法的形成,对于确立国际法学科的法律性、科学性与正当性,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规则主义方法过分强调国际裁判的重要性,低估了国际法的不确定性,与大国的国际法实践也不相符合。有必要引入论辩理论来重构国际法研究,从而更好地回应当下中国和平崛起、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从论辩角度来看,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不是以条约或习惯的形式出现,而主要表现为单方面的国际法主张和决策。国际法是国家用以对抗和竞争的话语体系;运用国际法是争议各方试图寻求和确立优势立场的过程。国际法作为论辩话语,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对国际法话语权的竞争正是大国间竞争的重要部分。从规则到论辩的范式转换,有助于中国学者打破规则主义的窠臼,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学界的法律论辩进程。     

由粗疏走向完善——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自认制度

自认制度是民事证据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对之均加以详尽规定。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是确立自认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制度环境。在推行司法改革特别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我国在参照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提出对现有的过于简单的自认规则加以完善。     

功利主义与近代墨学重构

"Utilitarianism"即汉语表达中的"功利主义"。近代学者梁启超、胡适等将这一概念引入墨家思想的研究和阐释之初,始以"实利主义"或"乐利主义"的形式出现。直到严复、吴虞试图打破"功利"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贬义"色彩,以及冯友兰的系统性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影响,"功利主义"这一提法在墨家的思想研究中才被正式确立,而对墨家"功利主义"思想的研究也在学术界中成为习惯,鲜有异见。     

债权意思主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模式

《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没有明确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学术界和实务界对第二十四条的解释几乎皆立足于交付生效的立场,这样的论证虽然坚持了债权形式主义的原则,却忽略了债权意思主义这一例外。基于《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可解释性、《物权法》对债权意思主义确立的统一性以及比较法中债权意思主义的实质性,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是债权形式主义的例外,其确立了特殊动产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