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博学鸿儒科与性情诗论的转向

博学鸿儒科是清初文学发展的转捩点。博学鸿儒的性情诗论,体现出清初性情诗论的多维转向。其一,强化诗人主体性的转向,针砭摹拟弊习与倡导真性情相结合,破立并举的论述方式呈现出自觉的批判指向与立论意识。其二,复归平和的基调转向,性情诗论的情感与审美基调因时而变,从慷慨激烈转向柔和平缓,蕴含着对清朝的政治认同。其三,凸显政教观念的转向,推崇"性情之正",依托《诗经》、杜甫诗歌宣扬礼义、忠孝等思想,与清朝的政治诉求相适应。博学鸿儒的性情诗论,既是诗学理路调整的内在需求,又与社会形势、政治环境、士人心态等变化密切相关,起到了形塑"本朝"诗风、促进庙堂之音的作用,并影响到后人对明代文学的认知。     

咸同时期湖南士人的古文与事功

咸同时期湖湘士人的古文实践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文派是建立在湖南固有的"情韵"和"义理"两个文学传统基础之上,也取决于湖南地域独特的地理和风俗.湖南士人事功视野中的天下意识、政治自觉和义贞独立之精神对湖湘古文产生了极大影响.     

建安士人迁徙与文风新变

建安士人频繁的迁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表现形态也因人而并。建安文学中的清怨文风与骨鲠之气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士人迁徙的影响。士人在迁徙过程中的交流，促进了地域文学的交融，同时也深化了文学理论的自觉与人物品评的发展。     

中国文学自觉的契机及其代价

中国文学自觉论的“魏晋说”实际上包含着汉末时期 ,尤其是《古诗十九首》时代。剖析东汉文化及士人的心路历程 ,可以发现 ,中国文学的自觉是以士林分化为大前提 ,又以俗士阶层的涌现和时人对世俗情怀的认同为契机 ,而以党人精神的失落和俗士们的痛苦彷徨为代价的。而这种失落又于无意间拯救了诗性精神 ,促进了文学的自觉。     

南朝俳谐文学兴盛成因论略

南朝俳谐文学的日益繁荣及其"文多指刺"和游戏化特征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在当时思想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人性得到了全面解放,士人的放诞人格形成,尤其是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即士人"嘲戏"、"隶事"等文化风习和适性、尚俗等文化心理所产生的驱动力,共同推动了俳谐文学的发展。     

悲美之音--曹操文学思想探析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糅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古代士人阶层与中国小说观念

士人阶层是儒家知识体系的传播者,其根本的角色意识就是对儒家价值信念和人文理想的信奉和坚守,并从而成为政教意识形态信念的担当者和代言人.在基本的文学观念上,他们以道的传承为目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治"制度,在这个文学观念的坐标系中,诗文处于核心地位,而小说一方面则因其"道听途说"的嫌疑为士人阶层所不齿,一方面,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却迎合着士人阶层内在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诉求的表达意愿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也随着小说自身的发展最终得以实现.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其现代化的转换.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从《洛阳伽蓝记》管窥北魏中后期士人文学生活的新变

北魏迁都洛阳,随着生活空间的转变,北魏士人的文学生活和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不小的改变。从《洛阳伽蓝记》可以看出,北魏洛阳时期,文人的文学活动,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较大变化,不再只是将文学运用在军国文翰这样极具实用性、功利性的写作中,而是朝着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乐的方向发展,抒情色彩得以加强,个人性写作也渐渐增多,并非"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可以概括。     

我国古代士人“变性”创作初探

我国古代士人掌握着近乎绝对的话语权,然而,他们笔下的形象却多为女性,且多以女性的口吻来抒怀达意。这种"变性"创作的原点是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积淀,也是士人自觉向民间学习的结果。     

陶渊明“新自然说”再探讨

新自然说既区别于名教说,也区别于魏晋清谈名士之旧自然说,其理论核心是"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将自然精神贯注于生活之中,追求个人情感与客观外物的融通。这种思想对于中国士人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本文从哲学、士人生活、文学表达三个维度加以论述,认为新自然说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名教说与旧自然说共有的唯心主义倾向,在士人生活的层面上实现了儒道人格的融通,为文学表现中情物关系理论的深入研讨开拓了进路。     

从嵇康、阮籍的创作看玄学大潮中的文学自觉

魏晋文学自觉的前提是“人的觉醒”。士人在将玄学理论化为人生实战的过程中,在文学观念、主题取向、创作思维等方面接受了它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文学活动更趋于自觉。体现于嵇康、阮籍,就是以主体自由的创作原则取代了儒家的伦理规范;以个体的心灵吟咏取代了社会现实反映;以意象思维取代了事象思维。     

旅游与旅游文学的关系思考

发端于士人漫游的中国旅游文学,伴随着士人漫游的历史脚步,经历了山水诗到山水散文再到游记文学的发展历程,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形式。这是旅游带给文学的深刻历史影响。反过来,旅游文学通过对旅游景观的文化渲染和宣传包装,造就、提升了景观的文化品位和观赏价值,对旅游活动产生了积极引导作用。这是文学带给旅游的现实价值。     

“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

经过长期发展,汉代士人群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经学士人居于统治行列的上层,上层文士虽然与经学士人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已完成经学化改造,与经学士人一道成为维护上层统治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蕴含着阶层变动的历史背景,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下层才艺之士借助汉灵帝及宦官的势力得以封官拜爵,大量地进入到素来被士大夫所把持的统治者行列。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传统的士人群体构成格局,各层次人群激烈的斗争,带动了各文化势力的变迁升降。这一历史变化对曹魏文人、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

就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而言,中国文学大体发生过三次自觉--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盛唐文学的自觉、盛宋文学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自觉,其重要标志是一变两汉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它标志了中国文学从两汉时代的政治附庸走向了自由的、缘情的、审美的文学.其中又经历了三个阶段:曹操孤明先发的探索;曹丕率领建安六子等诗人的群体自觉写作;曹植和甄氏五言诗传达出的深邃恋情及其所具有的人性觉醒的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的提法,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建安曹魏文学自觉",这次文学自觉的内涵,也应该是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系统的自觉,而非仅仅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自觉.     

"文学自觉说"辨正

"文学的自觉"既是对学术变迁的时代特征的一种概括,又是对文学的艺术性特征的一种评价标准.目前,关于"文学的自觉"讨论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文学的自觉"的形而上思考不够,理论层次较低,多是在复述中古文学发展史."文学的自觉"对中古文学发展史而言,是一个宏观的命题,是对一个时代文学特征的概括和描述的辨析."文学的自觉"是在主体觉醒、文学独立基础上的"创作自觉"与"批评自觉"."文学的自觉"不等于"人的觉醒"与"文学的独立","人的觉醒"发生于东周时期,"文学的独立"出现于西汉时期.而"文学的自觉"即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自觉发生于汉魏时期.     

先秦文化自觉的主体及其路径分析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自觉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社会所处的政治与文化环境所制约。先秦士人是中国文化的自觉载体,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了一种精神上、思想上乃至行为上的自觉与成熟。面对文化秩序上的礼乐崩坏的社会局面,先秦士人采取种种途径将他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普及到社会中,以便能得到更深层次的赞同和更大范围的认可,从而达到群体自觉。正是由于士人的文化自觉,才使得人类文明的薪火绵延不绝。     

"文学自觉"问题论争评述--兼与张少康、李文初先生商榷

"文学自觉"问题应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课题,它包括对文学的"前自觉"、"自觉"和"后自觉"过程的历时性描述."文学自觉"的基本内涵是指文学完成了它的抒情化、个性化、审美化、文人化的特征.依此,我们将春秋战国至东汉中叶确定为中国文学的前自觉期,其中包括"乐体文学"、"赋体文学"、"史体文学"三种前自觉的艺术文体阶段;东汉后期至西晋阮籍时期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期,这是诗体文学大兴并完成了它的个性化、抒情化、审美化、文人化特征的时期;西晋太康至初唐宋之间、沈俭期时期是诗体文学的体制完善期,它经历了陆机的语词时代、玄言诗的语义时代、山水诗和宫体诗的语象时代、永明体的语音时代,而至初唐出现了体制完备的律诗.律诗的定型,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历程的结束.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

纪实性的历史笔记于中唐从"小说家者流"中兴起,在两宋获得长足发展而蔚为大观。历史笔记主要记述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见闻,从理论上说,属于"个人的书面历史记忆",其繁荣发展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反映了士人社会自觉参与本朝历史记忆的建构,积极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是呈现宋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的一大线索。两宋学者对历史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史学价值,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历史笔记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撰述传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