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必须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

<正> 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或纲领性口号:“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这个口号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在当前的条件下有什么新的意义?有没有必要重新倡导、重新实践这个口号?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作出明确的回答。一文艺必须同群众相结合,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文艺口号。它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所作出的高度理论概括。如果说,     

自述

记得曾有人问到我“搞哲学搞的是哪一部分”,我当时无法回答,现在仍然不能很好地回答.我所关注并且为之不安的并不是“某一部分”的哲学问题,而是“搞哲学”这个问题.     

也谈概念反映什么——兼谈“虚概念”的真假及其内涵与外延

概念反映什么?李先焜同志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上发表的《概念反映什么?》一文,对这个原来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但细读李文,它所论述的问题,却是“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的问题,即“概念反映什么的什么”的问题。我们以为在解决“概念反映什么的     

谈谈诗歌创作中“自我表现”

在诗歌创作中,如何摆正“我”的位置?如何正确处理“我”与群众、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这是诗歌美学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反对把“自我表现”当作一种美学原则,这并不是反对在文学艺术中,尤其是抒情诗中,可以有“我”在其中。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诗中可以有“我”,诗人可以用“我”的眼睛、“我”的感受来观察和表现现实生活。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不同的诗人常常把“我”摆在不同的位置。     

“逻各斯”的解读与哲学的解

求哲学的解,也就是要回答“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时刻都没有忘记海德格尔的忠告：“如果我们竟敢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加以探讨必须小心为妙。”①但我还是确定了这个题目,这倒不是我选择了这个题目,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地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任何一个哲学的问题都涉及到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逻各斯（A8yO（,IOgOS）一词是赫拉克利特所关心的中心问题。“这里所谓的IOgOS,人们在学习之前和刚开始学习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懂得的;虽然他们已经体会到我按每一个不同事物本性来解释事物具有何种性质…     

也谈“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单独一国获胜”并非马、恩的观点

袁亚愚同志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单独一国获胜”并非马、恩的观点》一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5期),对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是“定论”的一个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不同的看法。袁文的基本观点,我是同意的.但文章对问题的论证有些尚未涉及,有些不够深入,因此想就此做一点补充。《共产主义原理》并未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国首先获胜。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第十九个问题,是回答: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对此,他作了否定的回答。而不是回答: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胜利?如果认为恩格斯在这里讲的回答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世界各国“同时胜利”,就完全曲解了原意。恩格斯用非常明确的语     

儒学?儒教?

儒学？儒教？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过,也没有思考过。现在,既然《文史哲》编辑部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经过思考,姑且答复一下。“学”,只是一种学说,这容易理解。“教”,则是一种宗教。要想从“教”的方面来回答问题,则首先必须了解什么叫“宗教”...     

《陌上桑》中“来归相怨怒”句解

《陌上桑》中,“来归相怨怒”句该作何解释?过去有几个版本是这样注释的:“来归二句:(这些走路、挑担、耕田、锄地的人),回来彼此抱怨,只是由于贪看罗敷的缘故。”象这样翻译妥当吗?我们要问,他们为什么互相埋怨呢?也许,可以这么回答:因为耽误了生产。但,如进一步发问:这些人难道是同一地方的人,同一时间出工,而且是在同一时间看罗敷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回答如果是肯定的,那就是以我国现代前些时生产队出工的情况去揣摹古人,根本不符合汉代社会的实际;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他们怎么会回     

浅析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兼谈科学与宗教的联系

<正> “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这是爱因斯坦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对此很多人感到诧异,象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难道也信奉上帝吗?这个问题也曾引起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广泛关注,大多数人认为,爱因斯坦信仰的“上帝”决非宗教徒所信仰的拟人化的上帝。诚然,这种理解是对的,但仅仅指出这一差别是不够的,因为它只回答了爱因斯坦“不信仰什么”,而没有进一步说明他“信仰什么”。爱因斯坦是一个有着深沉宇宙宗教感情的人,而且在科学史上,与爱因斯坦有着同样宗教感情的科学家也不乏其人,对这种现象我们应如何理解?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我们了解科学家的思     

从“脂稿本”看《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

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向来有不同的说法。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高鹗续书说,一是程伟元、高鹗合续说。前者已得到许多红学专家的赞同。虽然如此,也还有人认为,高鹗或程、高仅仅是《红楼梦》一书的加工整理者,而不是其任何一部分的作者。这种说法也许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前些时,我在阅读脂本系统的影印本时,偶然注意到“脂稿本”后四十回的文字歧异,似乎有助于探讨后四十回的作者这个问题。这里记下我的粗浅看法。     

父亲的眼泪

医生仔细审视着我爸的CT片子，对他说：“得马上做手术。你右鼻腔里这个肿物，已经破坏骨头，伤及额窦、筛窦和蝶窦。现在医院暂时没有床位，一周后再入院安排手术。”我爸还笑着问：“不会是癌吧？”医生也笑着回答：“三分之一是鼻息肉，三分之一是内翻性乳状瘤，三分之一是癌。手术后才知道究竟。”我爸哦了一声，靠回椅子。我在旁边听着，已经完全傻掉。     

另一种主体性--列维纳斯的我他之辨与伦理学

列维纳斯试图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回答“人为什么必须是伦理的”这个问题。他对他者的脸进行伦理学的分析,指出我之所以成为伦理的人是因为我不得不如此,我是被选择的,是他者命令我、要求我成为一个伦理的人。这里呈现出一种为他的而不是为己的、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伦理的而不是认知的主体性。这样的主体性不同于主客体层面上的主体性,是在与他者的交往关系中被建构起来的负责的主体性。     

究竟什么是信息

究竟什么是信息?信息的定义是什么?从信息论诞生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人们一直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准确、完善的解释与回答,信息的定义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的一大难题。文章首先分析了一些信息定义的不足之处,然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信息定义,通过这个新定义,文章不仅对“究竟什么是信息”这个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与回答,而且对信息的本质、信息的普遍性、信息形成的机理以及信息的科学表述等问题都作出了新的解释与回答,这些新的解释与回答有可能改变人们对信息的困惑局面。     

试论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个定义

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好象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不然。三十多年来,我国通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论著,凡涉及到这个问题时,几乎都是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下的一般性的定义,而忽视了第三卷重新下的完备定义,因而从理论到实践造成了许多弊病。弄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涵,正确掌握和运用价值规律,对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再论“两变”与哲学基本问题

我省哲学界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年。至今,对于“两变”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大体上仍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的概括和表述;另一种是认为“两变”只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回答;我则认为“两变”不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而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面的、科学的回答。     

丁玲创作活动的“自我”

<正> 丁玲的作品“自我”色彩很浓重。凡是读过她作品的读者都会有此感受,甚至有的人会情不自禁地询问:“这是在写她自己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它触及到怎样看待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作家的“自我”即思想感情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丁玲的回答是颇有趣味的。笔者收集一下,大体有如下三种:(一)“非我”。丁玲曾说:“我不是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写的并不是我自己”。(二)“是我”。“杜晚香就是我自己”,     

评“不见真佛不烧香”

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多数领导同志精神面貌很好。他们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大刀阔斧地割除积弊,医治“四害”横行时造成的创伤,带领广大群众干劲十足地进行四化建设。但是也有一些领导同志不是这样,他们蹒跚着脚步,象小脚女人一样,一直左顾右盼,徘徊观望,一步三回头,慢腾腾地走路。为什么顾虑重重,不愿朝前走呢?他们振振有词地回答:“过去吃亏上当太多了,现在还是稳点吧。不见真佛,我是不烧香的。”     

杜威的多元论自由观——兼论对实用主义的评价问题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没有一个流派不重视自由问题。哲学家们都懂得,如果不对自由——这个和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作出象样的回答,他们的哲学体系就别想站住脚跟。情况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自由问题“象斯芬克斯一样向每个这样的思想家说:请你解开我这谜,否则我便吃掉你的体系！”(《论一无论历史观的发展》,三联书店     

内蒙古草原所有制问题面面观

草原的所有制问题,在国内的学术论坛上还没有得到它应当得到的一席之地。现在我就内蒙古草原的所有制问题说长道短,一些对这个问题素有定见的同志可能会不以为然。他们也许会说:“草原不是全民所有制的吗?全民所有制不是比其他任何所有制都要优越吗?草原的所有制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吗?”如果内蒙古草原当今的所有制确实象这些同志所设想的那么优越,我就不必饶舌了,无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胡适一九二四年在辽宁的两次讲演

在复古逆流泛滥之时,整理国故运动的首倡者胡适于一九二四年七月专程来到辽宁,?后在沈阳、大连两次发表演说。一是七月三十日在大连青年会馆所作的题为《新文化运动》的讲演。在这个讲演中,胡适一方面极力否认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把它说成是一个“将固有的文化重新估价”的运动,另一方面,又把他早已为李大钊等革命的知识分子所批驳了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谬论重新拿出来贩卖,说什么“新文化运动不是说甚么主义,象马克思主义、布尔雪维克主义……等等,乃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