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证人的特点和对证人证言的甄别

证人是指直接或间接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它一般包括知情人和目睹人在内。目睹人是指直接在场看见过犯罪活动的全部或部分过程的人,但不一定知道犯罪事件的内情;知情人是和犯罪人有某种关系,了解犯罪事件全部或一部分内情,但不一定在场看见过事态发生的人,他们对于犯罪都有条件提出最有价值的情况。由于犯罪分子所侵犯     

中国古代缘坐制度考辨

缘坐是指在中国古代法时代存在的,以家族本位、罪人以族的观念为基点,正犯本人和相关亲属连带受罚的一项特殊归责原则。缘坐制度在宗法网络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与之对应的刑法体系。缘坐制度在展示不同的时代具有代表性刑法的同时,揭示了中国古代法深厚的宗法文化底蕴。     

权力犯罪人探析

权力犯罪人指利用公共权力实施犯罪行为者。权力人能否蜕变为权力犯罪人 ,取决于权力人的个人品质、权力人的犯罪决策、权力的制约机制等因素。权力犯罪人滋生的核心基础是权力失控、权力异化。对权力犯罪人的矫治应着重加强对权力的限制与监督。     

罚金刑功能论

在对刑罚的功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罚金刑的功能是:惩罚,对犯罪人的惩戒和谴责;剥夺,对犯罪人的金钱的刑事剥夺;威慑,对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的慑止;鉴别,帮助认识罪与非罪的界限,提高法制观念;安抚,满足要求惩罚犯罪的强烈愿望,平息犯罪造成的激愤情绪,慰藉精神创伤;鼓励,强化和促进守法者守法和鼓励跟犯罪做斗争;感化,消除犯罪人的敌对情绪,使其成为有利于社会的人;补偿,补偿犯罪造成的损失与损害,恢复或重申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秩序与价值观念。     

缘坐及相关概念辨析

在中国古代，因他人触犯刑律而被牵连的记载比比皆是，描述这种现象的用语有孥戮、连坐、族刑、门诛以及缘坐等。文章拟对上述刑罚的源流、含义做一番考察，并从处罚行为、对象，以及方式等方面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仅就立法而言，唐律中的缘坐剔除了前代残酷不道的规定，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相较于前代的类似惩罚，唐律中的缘坐是进步的、合理的制度。     

刑罚正当性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刑罚本质上是一种给犯罪人带来身体的、精神的、财产的痛苦惩罚,其过程不仅会影响犯罪人的生理或物质层面,更会影响犯罪人的心理或精神层面。因此,通过社会心理学视角对刑罚正当性根据进行分析,可以深层次揭示刑罚正当化的依据,为后续刑罚理论研究开辟新视野。     

死缓适用条件的梳理与评析

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是死刑执行的两种方式,两者的适用条件至今学界观点异彩纷呈,但学界的诸
多观点均不能达致完满。在现行的刑法框架内寻求死缓适用条件的路径应坚持先后不同的位阶顺序：“罪行极其严
重”是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是区隔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分界线。“罪行极其
严重”应从客观危害上框定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遵循行为刑法原理;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应从主观情节上予
以考量,遵循行为人刑法原理。通过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评估,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颁布指导
性案例等予以把控死缓适用的实质标准。     

犯罪惯技和标记行为的侦查辨析及价值

不同的犯罪主体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犯罪惯技是犯罪人或犯罪团伙所选择的特定的犯罪途径或方法,标记行为是犯罪人为了满足某种心理上或情感方面的需要而实施的独特行为方式。准确区别这两种典型犯罪行为,有助于确定案件性质、找出犯罪嫌疑人、勾画其独特个性,进行串并案、提高犯罪心理画像信度,为侦查破案和犯罪预防工作服务。     

仅因被哄骗而放弃犯罪宜认定为犯罪中止

目前刑法主流观点认为,在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由于被害人的哄骗而放弃犯罪的,构成犯罪未遂。但是,根据哲学的内外因关系原理以及刑法学有关理论,此种情况宜认定为犯罪中止。如果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犯罪人完全能够将犯罪进行到底,那么仅有被害人的哄骗这个外因,是否选择放弃犯罪,仍然取决于犯罪人自己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罪人选择放弃犯罪的继续实施,且有效地避免犯罪结果的发生,则完全符合犯罪中止的条件,宜认定为犯罪中止,以彰显"良法善治"的法治理念。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未成年犯罪人的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当在我国刑法中规定未成年犯罪人不适用财产刑，应设立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明确规定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的特殊情形及未成年犯罪人假释的适用对象及实际执行的最少刑期，以便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及执行有明确的依据。     

刘洎之死原因新析——兼论唐太宗对李治继位的准备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受到褚遂良的诬陷,宰相刘洎被杀害。刘洎被杀从表面来看是他的言论不当所致,而实际上是多种因素交汇促成的结果。刘洎性格直率,锋芒毕露,而晚年的唐太宗却对大臣猜忌日益严重,当性格羸弱的李治成为皇太子之后,唐太宗对强势大臣的举动就十分担心。褚遂良奏上一番诬谮之辞后,唐太宗就顺水推舟将刘洎赐死。显然,担心幼主难驾驭刘洎,是唐太宗杀死刘洎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清初流徙东北考

清廷在乾隆朝之前的近百年间曾源源不断将大批人犯流徙东北地区。作为清王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在满清初长时间被用作流放地,主要是由清初期特殊政治环境造成的。流放政策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条例的方式确立,而条例的变化多体现在流放地点的改变上。     

刑事视野中的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

国内外关于过失危险行为应否犯罪化存在很大争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对部分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对犯罪化的过失危险行为的处罚要尽量经济合理,注重利用非刑罚方式预防过失犯罪的发生.     

身份犯及其共犯的定罪与量刑

 纯正身份犯与非纯正身份犯的划分、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无身份者与身份者共犯以及不同身份共犯情况下的定罪量刑是身份犯研究的主要问题。司法实务对上述问题往往是选择重法,即无身份者均可成为身份犯的共犯、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按照主犯或按照重犯定罪和量刑,有重刑主义和司法擅断的特点。目前刑法学界多从已然角度去考察国外身份犯理论,并以我国刑法第382条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为基础,审视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割裂了我国刑法中有关共犯问题的具体规定,也未充分关注国外无身份者按身份犯定罪后在量刑上的实质平衡,更不用说考察我国自唐代以来刑法中关于身份犯共犯的合理规定了。从应然的角度审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贪污罪不属于纯正身份犯;无身份者不能成为纯正身份犯共犯;除法律明文规定外,无身份者与非纯正身份犯共犯以及不同身份者共犯应各定其罪。     

刑事审判中定罪观的确立与贯彻

定罪是量刑的基础。准确定罪,必须有科学的理念。本文认为应树立定罪的法定观、双重观、谦抑观、国际观与事实观,并将此观念用于指导当前的刑事审判工作。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合理性及其立法改进

对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入罪的探讨,针对的并不是应否弥补我国法律制裁体系的疏漏,其焦点在于是否应当将原本属于行政处罚范围的若干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刑事制裁的范围。受当前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行政制裁明显乏力,因此将若干情形的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必须要注意对入罪的范围和程度加以限制;同时,更要认识到,就对危险驾驶等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防治而言,关键在于形成多种社会治理手段的整体合力。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设计应从罪状与法定刑两个方面同时加以改进:一方面,应在罪状中适当增加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方式,并对各种行为方式均设置"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等限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应在法定刑中增加"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和"单处罚金"的刑罚配置。     

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思辨

有关社区矫正的单一的刑罚执行性质说,虽然是国内理论界最流行的论述,但是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陷入困局.笔者尝试从人类刑罚观念和刑罚制度历史变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目的与任务,以及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相互关系等三个角度,阐明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刑罚执行与社会福利.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司法适用对策

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我国当前刑事司法适用中实际存在的问题,首先,在以"单一罪过"原则揭开复合罪过的面纱,指出异质罪过应当定不同罪名;其次,在牵连犯两罪刑罚幅度不分伯仲时,倡导以行为人犯罪目的为支配导向的定罪原则;复次,以"浮动客体"概念厘清诸如抢劫罪等犯罪的既未遂形态及其刑罚的合理选择;最后,强调了在现实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不应是铁板一块,而应当具有纵向与横向的层次性。     

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思考

明代宗祠祭祖礼仪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宗子主祭的垄断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支子主祭、族长主祭、宗子与支子同主祭等多种形式。在明代新宗法形态下,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状况有着不同的思考,从不同方面探讨宗祠主祭形式的合理性,反映了祭祖礼仪落实于社会之后的复杂情状。明代士人的不同议论透视出他们对待祭祖礼仪的态度是相当灵活的,同时也是谨慎和有所持守的。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轻易,另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不易。如何折中调和,取决于社会现实和礼仪精神的双重限制。     

唐代的因灾虑囚

因灾虑囚是统治阶级消弭灾害的重要措施,它源于"天人感应"的"灾害天谴"论。唐代因灾虑囚主要有皇帝亲虑、遣使虑囚、州县自虑等几种形式,它客观上可以清理冤狱淹狱,改善狱政吏治,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