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清代秘建储君制度

清代的秘密立储之制，由于必须突破嫡长制下储君基本固定于某人的局限，才有“秘密”可言，实现其以秘密方式立储的目的，因而同时又废除嫡长制，不拘嫡长选立皇储。它扩大了太子的选择面，可以择优而立，雍正以后实行秘建储君制度，也确实把择优做为立储的重要因素。乾隆就是被优选而立的储君，对以后乾隆治世的形成也起过重要作用。这种做法也避免了嫡长德才有缺者继位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一做法，是对中国古代以嫡长原则立储制度的重要改革，是值得肯定的制度。研究清代秘建储君制度，还应考虑到这一重要内容方面     

卢文弨校书方法探索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古籍校勘工作的鼎盛时期,出了卢文弨、戴震、丁杰、顾广圻等校勘名家。当时的校勘大致可分两种:一是专门家的校勘,即专门从事某一部类的校勘;一是博涉家的校勘,“如卢文弨、顾广圻辈,遇书即校,不主一家,此所谓博涉家之校勘也。”卢文弨,字绍弓,号抱经、矶渔、檠斋、弓父。他的先代的原籍是浙江余姚,后迁居杭州。卢文弨生     

猜谜动脑筋的故事

学者巧解手势联传说,清代学者纪晓岚在乾隆皇帝面前吹嘘,说他家乡人都能撰联对对。一次,乾隆到纪晓岚家乡微服私访,手指一扬,对一锄地农民出一上联:“孤塔矗矗七层四方八角”,以征下联,可那农民却摇手而去。乾隆认为农民不会对对,并要以欺君之罪问罪于纪晓岚,纪晓岚却说,农民已将下联对出,同时将农民的手势所包含的下联一字字诉诸乾隆,乾隆听罢,连连称是。读者朋友,你能依据乾隆的上联及锄地农民的手势想出这下联是什么吗?     

兵强马壮

<正>在照相技术尚未诞生的年代,宫廷养着一大批画家,用来记录宫廷生活和国家大事的方方面面。今天所见的清代宫廷画家作品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大命题、主旋律的创作。事实上,这正是宫廷画家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记录下阅兵、出巡、祭祀、盛典甚至战争的图景,留给后世回望、瞻仰。譬如阅兵,今天需要由照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一切的场景,在清代,则由宫廷画家充当摄录的角色。《乾隆大阅图》,是由宫廷画家     

浙江省名溯源

“浙江”原是江名,后来演变成为省名。它出现于秦汉以前,初见于战国时纪录成文的《山海经》,次见于西汉的《史记》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浙江出三天子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上会稽(今绍兴)祭大禹,“至钱唐(今杭州),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越绝书·记地传》:“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固陵后改西陵,即今萧山西兴)。文中提到的浙江即今之钱塘江,尚不是政区的名称。钱塘江古称浙江,据《方舆胜览》说:“浙江,取其曲折以为名。”《大明一统志》又说:“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投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读史方舆纪要》引卢肇的话也说:“浙者,折也。取潮水出海屈折倒流也。”三说雷同,都和江道曲折有关,折加水为“浙”,故浙江又有“之江”、“曲江”等别称。     

谈余杭发现的太平天国铜炮

一九七八年,在浙江余杭县安溪公社的大王庙河溪中发现一尊太平天国紫铜炮,炮身长八十公分,内口径五公分,重七十五公斤。铜炮十分完整,上有铭文四行; 浙江天省葆天义徐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癸开拾叁年塘栖镇匠人沈(氵明)兰铸造塘栖镇跨运河,有长桥南北连接,是杭州附近的交通要道,商业颇盛。塘栖现属余杭县。在清代,该镇运河南属仁和县(今杭州市),运河北属德清县,镇的主要部分在南岸。安溪,清时属钱塘(今杭州市),有关口,称安溪关,是当时杭州通往嘉兴、南京的必经之     

阮元与诂经精舍

阮元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为我国的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先任浙江学政,后任巡抚,与杭州颇有渊源。他在西湖之滨、白堤尽头所创建的诂经精舍,在振兴浙江文教事业和推动晚清学术发展方面功绩卓著,值得加以研究、总结与阐扬。阮元于嘉庆二年(1797)任浙江学政时,曾在杭州孤山南麓构筑了五十间房舍,组织文人学子编成了《经籍纂诂》这一规模宏大的古汉语训诂资料汇编。及嘉庆六年(1801)①,阮元奉调抚浙,遂将昔年纂籍之屋辟为书院,选拔两浙诸生好古嗜学者读书其中,颜其额曰“诂经精舍”。同时又在西偏修建了第一楼,作为生徒游息之所。     

本土风格 由盛至衰

<正>青花瓷器自诞生伊始,其目的就是服务于外销这一宗旨,因此抹不去的伊斯兰特色是每每提及青花瓷必须要研究的课题。直到清代,青花瓷才彻底擦去伊斯兰文化的印记,成为只具有东方特色的本土器物。清代的青花瓷器主要采用浙江产的钴料,作为景德镇出品瓷器的主要品种而大量烧造,尤其在康雍乾时期,国力强盛,青花瓷无论是在工艺技术、     

清代宁夏地震灾害研究

学术界对清代宁夏地震灾害的研究,多侧重于对这一时期地震史料的汇编,关注点多集中于乾隆三年的宁夏大地震,对清代宁夏地震情况缺乏整体性的研究。有清一代(1644-1911)268年间宁夏地区地震灾害年份为22年,共发生32次,平均8.38年/次。     

张照与乾隆关系考述——以书法为视角

张照是清代著名书法家,乾隆年间官方书法的代表人物.张照书法深得乾隆帝推重.本文从张照在乾隆初年到乾隆十年去世前的奉敕作书、乾隆在张照去世以后钦定张照书迹成<天瓶斋法帖>、乾隆集张照所书联句制成春帖子词,以及在张照书法作品上大量题跋等方面,考察张照与乾隆的关系,揭示了乾隆帝对张照书法的喜欢的和充分肯定,进而提出张照书法对乾隆朝前期书法风尚有重要影响.     

略论浙江藏书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浙江藏书家对中国文化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试以清代而言,清初曹溶《流通古书约》对于古籍整理。流通的真知灼见,对今日古籍整理出版仍有启发作用;清中期宁波、杭州等地藏书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清末丁丙对文澜阁之重修、保护库书以及补抄,其功自伟。其他如浙江藏书家中有许多人创建藏书楼,其目的是为乡邦培养人才,这对浙江历史上人才辈出有一定的关系。至于如卢文弨的整理校刊之功,李慈铭的叙录题跋之力,对学术研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本文在考察浙江藏书史的基础上,结合以下三个问题,对浙江藏书家的功绩作一简单的评述。一、保存和传播了中国古典文学典籍     

失败的传教士 成功的大画家

<正>《清史稿》载:"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值,高宗(乾隆)尤赏异。凡名马,珍禽,异草。辄命图之,无不栩栩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这样寥寥数语的记载,对于供职于康、雍、乾三代,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以独特画风为清代院体画带来异域新风的郎世宁而言,可以说是相当怠慢了。事实上,在整个清代的宫廷绘画领域,郎世宁都堪为数一数二的重要画家。郎世宁是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卡斯蒂里奥内(Giuseppe Castiglione),     

论乾隆初政时期的对英温和政策

乾隆初政时期的对英政策是清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阐明这个问题,有利于我们理解清代限关自守政策产生的完整过程。本文从社会环境决定对外政策的性质出发,运用可信的中外文重要史料,从乾隆初政时期中英关系的状况和特点、乾隆执政初年对英温和政策的产生、对英温和政策与乾隆其他内外政策的内在联系,以及对英温和政策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等方面,扼要地考察了乾隆执政初期对英国实行温和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和个人的思想基础,并肯定了乾隆推行温和政策的积极意义。     

宋代以来浙江藏书史管窥

浙江是文物之邦,历代来有藏书之风,特别是到了宋代,杭州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时人有言;木板书以杭州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后人珍视的宋板书有许多是在两浙的杭州、明州(宁波)、婺州(金华)、绍兴、台州、严州(建德)、湖州、嘉兴、衢州等地刻印的,这又为浙江藏书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本文就我们管窥所及,对宋以来浙江的藏书史,作一略的叙述。一、皇家藏书     

清代浙江的学术与学风

浙江历经数千年来的开辟教化,至清代其文化已奠定了极其深厚的基础。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说:“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木,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那么,清代浙江学者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呢?其学风有什么特点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

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刊刻于清乾隆 2 5年 ,是清代重要的律赋选本 ,其中汤氏撰写的“例言”8则及“余论”48则 ,尤为清代学者引录的律赋学文献 ,然因汤氏文名不显与兹书流传未广 ,有关《律赋衡裁》与汤稼堂对赋学研究的贡献 ,至今隐而未彰。考察汤氏《律赋衡裁》的理论贡献 ,要有数端 :一是律赋史观的确立 ;二是律赋“尊唐”艺术观的初成 ;三是以句法为中心的律赋批评体系的建构 ;四是书中余论部分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赋话形式。而观其对清代律赋学的影响 ,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即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以及其“尊唐”艺术观启导清代律赋批评之重要路向。     

来函照登

《浙江学刊》编辑部: 贵刊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刊载的《从<杭州民国日报>到<浙江日报>》一文,内称:“《浙江日报》解放之前,是伪《东南日报》;而《东南日报》的前身,则为《杭州民国日报》。因此,若回顾《浙江日报》的历史,不能不从《杭州民国日报》谈起。”我们认为,将伪《东南日报》称之为《浙江日报》的前身,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错误的。《浙江日报》创刊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是     

杭州真教寺始建于何时

今杭州真教寺,与泉州圣友寺、广州怀圣寺合称中国沿海伊斯兰教三大古寺。因真教寺原来的建筑布局形似风凰,故俗称“凤凰寺”。此寺建于何时,众说不一。1981年出版的《宗教词典》在“真教寺”条目下写道:“一说建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一说为元延佑(1314——1320)年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丁瑞华撰《杭州凤凰寺与回民生活》文称:“相传杭州的凤凰寺建筑于唐代武德年间(618——626),一说是贞观元年。”(《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第154——155页)唐建说与元建说之间相差年代竟有七百年。孰是孰非,兹略抒己见。     

姚振宗与《快阁师石山房丛书》

姚振宗(1840—1906)字海槎,浙江山阴(绍兴)人,是我国近代目录学史上的一位卓有成就的目录学家。他穷毕生精力编撰《快阁师石山房丛书》,成为明清以来补注正史艺文志工作的后起之秀。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于统治者对文化思想的高压政策,学者都不敢再谈“经世致用”之学,而走上了考据学的道路,潜心古典文献整理,留下了重要的成绩。姚振宗在青年     

中共在浙江的早期地方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浙江最早的地方组织建立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大”以前已有“杭州共产主义小组”。对此,笔者曾著文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里不再赘述。然而,也有的同志说:“一九二二年,杭州、绍兴、宁波建立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五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月,中共杭州支部在皮市巷正式成立。实际上,她已成为全省党的最早组织领导中心。”这段介绍与史实有明显的出入,现提出与作者商榷。第一,据目前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证实,浙江最早正式建立的团组织,应是一九二二年四月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首任书记俞秀松同志从上海来到杭州指导筹建的。(在俞秀松来杭前,当地已有一批团员,但处于无组织的涣散状态,至今尚无材料说明这批团员在此前进行过有组织的活动。)根据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所述,当时在浙江还没有一个党员,更不存在党的地方组织。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