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河东"地域称谓演变考

河东地域称谓承载了重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该称谓经历了长时段的演变。商代是河东称谓的萌生期,指河济之间,与后来的河东曰兖州意义相同。后世常用的晋西南意义的河东称谓产生于秦人,而居于晋西南的晋、魏之人却称此地为河内或西河。历史以秦人为主体统一六国,晋西南之河东称谓因此上升到国家行政层面,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层面仍在使用最初的河东含义。王莽曾经废除行政层面的河东称谓,但两汉时期大体上继承了河东称谓的这两个层面。     

先秦两汉组诗考论

组诗的形成与民歌的传播、朝廷的祭祀活动及文人间的唱和等密切相关.作为一种诗歌形态其有独特的文体学意义和文化学意义.先秦两汉时期是组诗的孕育产生阶段,存诗不多,但在组诗文体的定型过程中起着奠基作用.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先秦“名实”概念的历史演变

名和实,不但是中国逻辑学的基本概念,而且也是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它标志着概念和概念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名分(或官职)和与之相应的道德品质,实际功绩之间的关系,具有逻辑认识和政治伦理的双重意义。在先秦时期,名和实这对概念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发展过程,並在这一历史演变中,不断地丰富和充实自己的     

先秦两汉讲史活动初探

中国是一个史学极为发达的国家,史籍多如烟海.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就说过:“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但在这发达的史学中,人们对形成众多史籍的记史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却忽视了史学整体发展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讲史活动.事实上,在史学的传播过程中,讲史活动较之记史活动显得更为活跃,同时也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它常常是史学社会功能赖以实现的有效形式.因为无论是史学的鉴戒功能、道德教化功能还是素质教育功能,都必须以史学的广泛传播为基本前提.在我国,讲史活动发端于先秦,至两汉而渐趋成熟.笔者认为,先秦两汉的讲史活动按其性质的不同,有述祖性讲史、政治性讲史、传授性讲史与民间通俗性讲史四种类型.本文试对其进行初步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先秦至两汉马政述略

一“马政”一词最早见于《札记·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又:“是月也(指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戒,班马政.”该书注曰:“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把一般的养马业上升为马政,则萌芽于商代.商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畜牧业很早就比较发达,传说相土(商始祖契之孙)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用以负重.“商代立国后,继续大量驯养六畜,而马是奴隶主贵族在战争和狩猎时用来驾车的重要工具,同时又以其作为祭     

先秦两汉诗坛的飞鸟意象

一、《诗经》和《楚辞》的飞鸟比兴 对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孔夫子曾说过，它除了所谓的“事君事父”作用外，至少还可以多识鸟兽草木。鸟在《诗经》里，简单就像飞翔在原始森林里的“极乐世界”，开篇的“关关睢鸠”，给中国人的印象，与熟知的鸳鸯很相像，似乎是它进化派生似的，尽管很少有人能说清它的模样。在人口稀少而植被丰茂的《诗经》时代，到处都飞翔着鸟儿。初民张口唱着那些简朴古老的歌时，就从歌声中飘飞出来。同是一个黄鸟，《邶风·凯风》用它的“好音”，表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儿子的自责心情；《周南·葛覃…     

先秦两汉寓言的重出互见

先秦两汉寓言的重出互见现象涉及到寓言故事的接受与传播。先秦两汉寓言的大量重出互见是其接受的主要途径,是中国早期口传叙事发达的标志之一,反映了寓言被广泛地接受与传播。一些经典寓言故事情节和表现手法孳乳了后世小说、散文、杂文等多种文学体裁。     

略论先秦两汉的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是由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融合而成的。西周以后,原始的阴阳与五行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阴阳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阴阳平衡、阴阳相克、阴阳转化三大理论的形成。从西周初年箕子对原始五行学说作了某些发展后,经过300多年,至西周末年,五行家又将五行与万物构成说相联系,认为水、火、金、木、土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到了战国中期《管子》一书,有关学者始将二者作了初次的融合。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同时也是当时阴阳五行说的代表人物,他承接《易传·系辞》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将阴阳观念与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东汉以后,在阴阳五行理论的发展史上,又出现了与谶纬之说相融合的新的走向。两汉以后,阴阳五行学说又与占卜术、堪舆术相融合,其学术走向又呈新的趋势。     

先秦两汉赋体文梳理

赋体文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以夸张铺陈为特征的特殊文体。本文以郭豫衡《中国散文史》对赋体文的分类为基础,将先秦两汉的赋体文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疏理:歌颂之文、牢骚之文和政论文。先秦两汉辞赋散文家众多,尤其是西汉文人,继承了《楚辞》和战国论说文的传统,文章非常讲究文采和修辞,形成“赋体文”这一散文的特殊群体,对后世散文的骈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先秦两汉时期的南北文化交流

近年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渐受重视,取得了不少令人欣喜的成果。但是,随着这一学术热潮的发展,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其中尤为明显的是不少研究者视野狭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区域本位”意识。在这种“乡邦”观念的制约下,不少研究者在论题的选择、资料的取舍、论点的阐发等方面,都很难做到合乎学术规范。如何克服和纠正区域研究中的这种“误区”和“偏差”呢？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拓宽视野,增强全局观念,始终将区域研究置于整体研究的大背景下进行思量和观照。有鉴于此,本文着力从南北文化交流的角度,探析中原华夏文明的…     

论先秦两汉民歌的叙事特征

当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一个通识:相对于西方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中国古代诗歌以抒情短章为主.因此.先秦民歌是抒情诗已成为最基本的文学史常识.笔者对故意翻案以求标新立异的作法不以为然;不过笔者深切地感到:对中国古代诗歌所做的“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划分相当含糊,基本上不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实际,其根源在于对西方相关文学理论的割裂与误用:从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和叙事理论看来,先秦两汉民歌多     

先秦两汉时期赵国的舞蹈风格

赵国处于“四达之国”的地理位置,在进行兼并战争的同时,亦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造就了赵国这一区域特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风民俗及审美情趣.综观赵国舞蹈发展历程,并运用舞蹈动作形态分析的相关理论对其展开分析与研究,可以看出赵地舞蹈具有雄浑豪放、刚柔相济的鲜明的地域性舞蹈风格.     

皇帝称谓的演变过程

最近读史,发现称呼某些皇帝时用他们的谥号,如称刘彻为汉武帝,称杨坚为隋文帝等;在称呼某些皇帝时又用他们的庙号,如称李世民为唐太宗,称赵匡胤为宋太祖等;而在称呼另一些皇帝时则又用他们的年号,如称朱元璋为朱洪武,称朱由检为崇祯皇帝,称玄烨为康熙皇帝,称载湉为光绪皇帝等。同样是皇帝的称谓,为什么有的用谥号,有的用庙号,     

先秦“神”观念演变的三个阶段

“神”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在先秦“神”先后经历了作为外在灵异的神（鬼神）、作为变化妙道的神（神化）,和作为内在主体的神（心神）三个阶段的演变,这是“神”在后来整个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三个义项,其共同特征有灵妙性、不测性、整体性、精一性、纯粹性、贯通性、主宰性和光明性等等,其演变的趋势是逐步理性化、内在化、主体化。从信仰和安身立命的价值关怀来看,中国文化中非常丰富的关于“神”的讨论仍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尝试构建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文“神”学。     

论古典文学中的“七”:以先秦两汉文学为中心

作为民俗学、人类学及小说中的"七",论之者不少。而对于辞赋诗文中的"七",研究者却未能深入。作为虚数、极数的七,大量见于先秦两汉著述中,以七作为结构的框架,则首见于《离骚》,而使之成为文学母题。两汉数量庞大的"七体"之作,是它的旁支;建安诸子的《七哀》则是它的变化。七的文学影响同样贯穿于大诗人曹植、陶渊明、杜甫等的创作中。七的负阴的悲剧内涵使其具有深远的魅力和文学与民俗学的双重积淀意义。     

山东大学“董治安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奖金”章程

<正>按照董治安先生生前努力推动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鼓励青年人才成长的愿望,特设立本奖金。第一条本奖金接受董治安先生捐助,授予对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有贡献的中国青年学者。第二条申报奖金者在其参评成果发表时年龄不超过四十五周岁。著者不止一人时,只须第一位作者不超过四十五周岁,其余作者年龄不限。第三条参评成果须由专家(教授、研究员、编审)推荐,不接受本人申请。推荐成果必须是在规定的评选日期前五年之内公开发表的。专书以一种为限,论文不超过两篇。提交参评成果(原著或     

两汉诗文与地域文化的整合

两汉时期的地域文化演绎着分化、整合,文学则因应和助推着这种变化,使得两汉文学和地域文化整合的关系表现出丰富的内涵,这为从文化整合的角度研究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可能。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来看,两汉诗歌意味着对地域文化整合的分层涵化,两汉史传散文则蕴涵着对地域文化整合的理性把握。     

董治安教授与先秦两汉文史研究

<正> 董治安教授,江苏徐州人。1934年生,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工作至今。曾任山东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中文系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现任山东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史哲》编委、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孔子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董先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功底     

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论

对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进行的初步研究呈现出五个方面的内容 :先秦两汉语言文字的发展促进了文学文体的成熟 ;先秦两汉文学家对文学与语言关系的不同认知促成了当时文学风格的多样化 ;语言的发展推动了思维的成熟 ,从而促成了先秦两汉说理散文的发展与成熟 ;先秦两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孕育并促生了纯文学 ;先秦两汉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文字的统一和隶变 ,推动了文学的传播 ,促发了文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