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皇帝文人赵佶的字、画与艺术贡献

宋徽宗赵佶在文化艺术上使自己的性情尽兴发挥,其绘画、书法、诗词等方面都有较深厚的造诣。在书法造诣上,继承前人的同时,他独创“瘦金体”,影响深远;在绘画造诣方面,他追求意境,追求作品的神形兼备,同时,其绘画作品书法、诗文与绘画有机结合,形成综合性的艺术范式,开风气之先。由于他的倡导,北宋的书法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文人的待遇与地位也空前提高。     

古典意境说与英美意象派

古典意境说与英美意象派李亚东一、问通的提出严格说来，把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说拿来同现代英美诗歌中的意象派进行比较，是容易引起混乱的。原因在于：其一，“意境”是居于中国美学中心范畴的概念，范围也不限于诗歌，而涉及文学、书法、绘画、园林等广大的领域；而“...     

《红楼梦》中的空白及其审美意蕴

曹雪芹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艺贯古今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和画家。他在《红楼梦》的创作中将中国古代的绘画理论和技法融入笔端,创造了全新的表现手法。特别是对空白手法的运用,使中国绘画理论中“虚实相生”的美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同时也对空白这一中国绘画技巧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使其审美蕴涵更加丰赡、充实,其创造的意境更加空灵、开阔。     

中国亲情文化个案研究--解读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如果说“这样一个母亲”十分罕见，那么，写出“这样一个母亲”的这个“我”也十分罕见，甚至更为罕见。在这世上，无情母亲虽然很少，但总还能看到一些。而敢于将无情母亲之无情以如此方式公之于世的女儿就少而又少了，至少在笔者有限阅读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故而也可说是一个“另类女儿”。也正因此，一些熟悉并爱护李南央的人，在为这篇文章打动而表示赞许的同时，也为作者本人担着一点心，担心她很难为一些人理解。一《论语》记有孔子与叶公的一段对话：叶公说，我们这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告发他父亲（吾党有直躬者：其父…     

王国维意境理论述评

在王国维看来,批评词的标准就是意境的有无,关键就是具备深厚的情和真实的景,这样的词才是有意境的作品,这都是对传统意境理论的继承;除了对意境中情与景的介绍,王国维还发展了意境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意与境浑”、“以意胜”和“以境胜”这三种意境类型。此外,他还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在王国维那里,意境可以作为其境界理论的一个层面,专门用以描述词的艺术特质,为其境界理论服务。     

“中介物象”与赋比兴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赋比兴”有诗体、表现手法、修辞格三个层次，而“赋比兴”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法，并以此造成诗的“意境”，乃决定于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由象求意）与表达方式（以象表意）。“象”不仅有“自然物象”，而且有在“自然物象”基础上形成的带有意味的“中介物象”，把握住“中介物象”，既可弄清“比兴”的实质及三者之关系，又可更深入地理解所谓“意境”理论。     

蝶殇幽梦以及飞行的伤口

在黄山市书画界，年青的王建中算得上是个“异类”，这不但指他所研习的绘画题材，更有他思考的角度和想象空间，从人性的幽深处探究其悲剧哲学的审美意蕴，或许正是他的独特之处。     

意境与审美空间的营造──中国美学“意境论”新探之二

意境是人生理想与审美境界的艺术表现，是情与景在一定审美空间的交融契合，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情往兴来新形成的空间境象。它在未被艺术形式物态化之前，作为“胸中之境”存在于创作主体的意识中，当“胸中之境”放物态化为艺术意境时，因艺术形式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特征。诗歌以语言为媒介，描绘对时空境象的审美感受，诗境的创造要善于选取能寄情寓意并具有审美价值的物象。中国绘画的构图与造境分不开，诗画互渗，“即诗即画，即面即诗”的观念是中国美学的优秀传统。国画所采用的“散点透视”在意境创造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园林艺术以三维空间的形式把诗、画意境综合体现出来，在对审美空间的营造中把精神品格提到首位。造园以艺术匠心入于天然，以天籁之美为最高标准。借景、隔景、对景、框景、点景是营造园林意境的主要方法。意境创作的核心就是要展现一个与理想人生相契合的审美空间，使这个空间境象成为意境的物质载体。     

“意境”与“诗性认识”互释

马利坦的“诗性认识”理论全面论及了“诗性认识”的对象、“诗性认识”在灵魂里的深度、“诗性认识”的活动机制及其表达方式。以此分析中国的“意境”学说，可以发现：“意境”表现了人和自然在精神本体上的统一状态；从艺术风貌来看，“意境”呈现出了“韵味无穷”和“情景交融”的特征；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意境”采用了“虚实结合”手段。通过“诗性认识”理论，中国“意境”学说的本质和美学特征可以得到更为完整和清晰的阐释，而中国的“意境”学说也为马利坦的“诗性认识”理论提供了艺术上的根据，两者通过彼此获得了另一个阐释的维度。     

“行不行说”考

“我说行,你不行也行;我说不行,你行也不行。”此谚语无文华而意境幽深,流传甚广而使用频率颇高,就连吾认识的组织部长们都“不服不行”。足见其现实意义之强矣。然则何以如此“行与不行凭我说”乎? 窃以为:某些地方和单位开当代“武大     

论陈洪绶的造型表达

陈洪绶以极强的绘画造型的创造力而迥异于当时的其他艺术家.其“以形度形”、“线线相错”的处理方式得益于他兼容诸类和举一反三的艺术态度,并进一步影响了他独特的“看”和“画”的方式——无论其幼时的童真无邪、青年的采十炼一、壮年的提炼修正——是形成强调“形为我所用”的“以形度形”和强调“线为我所用”的“线线相错”的绘画手段和艺术理念的阶梯过程.陈洪绶在一生奋力进阶的过程中,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强调中国绘画艺术的主观性和写意性的.这对当下中国画创作仍然还有借鉴之处.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谈我国旅游景观的意境追求

一、旅游景观意境追求的含意所谓旅游景观的意境追求，也称旅游景观的情趣追求，它是指旅游景观开发时，除了对主体景观进行开拓和建设，还常常借用某些辅助方式（有形的或无形的事或物）对主体景观进行烘托和渲染，使人参观游览后能产生“神游物外”、“览于目而会于心”的超然感受，从而达到愉悦心情、陶冶情操之目的。我国在旅游景观建设中特别注重这种情趣和意境追求，其原因主要是受我国民族审美意识影响。我国是个长期处于封建主义大一统状态的国家，从而形成了感情纯朴、心理深沉、思维严谨的民族性格。反映在景观审美意识上则表现为…     

书法

倪为公，男，汉族，号“髯叟”，离休干部。20世纪40年代投身革命．50年代先后就读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和西南军政大学。现定居四川泸州。1925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岛一“书香世家”。其父是上海小有名气的文人书画家。早在幼年时期，倪为公便受其父影响，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十七、八岁时即能应乡亲们之请书匾题字。近80年来，其书法艺术可谓是“吾道一以贯之”。     

也谈“意境”范畴的属性——与王昌猷同志商榷

尽管人们用意境作为美之代称评价各类艺术,特别是诗词艺术,但用意境揭示艺术美的本质向来就不属纯艺术欣赏范畴。然而王昌猷同志在《认识意境、创造意境》和《再谈我国古代文论中意境的特征》两文中却将意境仅仅归结为艺术欣赏范畴,并反对人们从创作角度、从艺术形象来源和构成角度谈意境。王文从维护传统完善传统角度把意境界说为“意境就是沟通文艺家及其作品与欣赏者及其感受之间的桥梁”,即“意境美实际上是作品中的形象美在欣赏者头脑中的反映”,认为意境虽与艺术形象有关但更有区别,以此反对所谓以严羽、王士桢为代表的“意境与艺术形象无关”论和以王国维、李泽厚为代表的“意境就是艺术形象”论,而认为以钟嵘“滋味”说为起点的着眼于艺术欣赏范畴的意境论,才是值得尊重的传统。这是值得商榷的。     

贵在创新

文艺作品贵在创新,“道别人未道,发别人所未发。”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其不平凡的意义,“袭故而弥新,沿浊而更清”可谓佳作。以诗歌而论,意境贵在独创,许多古典诗歌至今还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因为有其独特、新鲜的意境。古代诗中写惜别友情甚多,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是碧空帆影,情注江流的境界,李商隐的《夜雨寄     

2青城山

在公元前三世纪，青城山被秦王朝册封为国家祭祀的十八入山川圣地之一，全山林木青翠，四季常青，曲径通幽，以幽洁取胜，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古人记述中，青城山有“三十六峰”、“八大洞、七十二小洞”、“一百八景”之说。山内有与自然相融合的道教宫观十余座，及各种风格造型的亭、桥、廊、坊、阁40多座，供游人歇足赏景。     

汉民族传统文化结构的逻辑探视

一、具象与抽象二律背反的张力结构笔者曾为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问题所困扰：一为书与画的矛盾，并循此而发展出“书法”这一独特艺术，绘画该是具象的，可中国的写意画却“游于相外”，三笔二笔，甚至只需泼墨，就创出一幅丰富优美的意境，令人遐想不止。不仅如此，而且古代画家把“气韵生动”看作最高的艺术标准。①抽象的文字具象化了，书画甚至一回事，融化一体。这很难用某些人的“文化心理的具象特征”来阐释。另一困惑是中西医的矛盾，医学靠解剖分析和实证，应当是十分具象的，难以抽象得来。传统中医，固然重具象，但这具象并非人体本…     

黄山短波

绘画难，书法难，篆刻更难。其难难在篆刻必须同时具备文字功底、书法技艺与绘画技巧。又要把这三者融于方寸之中。用“镌刻”的形式表现出来。“识字”不一定会书法，会书法不一定懂绘画，懂绘画又不一定能捉刀。三者缺一不可。篆刻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其融字、书、画于小小方寸之中，刀痕笔意，回味无穷。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