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的经济变迁及主导因素——以长江中游一个移民村落观村为个案

以湖北秭归一个移民村落观村为个案.历史上观村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是一个工商业聚集区,即一个基层的集市,但由于政治权力逐渐渗透的乡村社会,致使村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转变.该文以历次政治运动为分界点,分几个阶段描述观村50多年来村落经济变迁的过程,并结合时代背景,总结村落变迁的特点,并探讨观村的经济变迁的主导因素.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与村民集体行动:村落治理结构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赣南G村道路修建事件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及村民集体行动作为我国村落治理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对G村道路修建的"事件—过程"分析发现,后税费时代村落治理结构经历了从内生性治理到动员性治理再到脱嵌化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在内生性治理时期,村落治理需要外部权威的裁决才能保障村落内部秩序的平衡,村落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在村落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日益衰减,村落治理需要依靠软磨硬泡为代表的软强制的动员才能实现;而到了脱嵌化治理时期,村落社会需要依托经济精英领导的理事会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运转。G村村落治理结构的转换体现了"规划性变迁"的农村治理逻辑,村落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离散化的特性。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村落社会来抵御市场的冲击,重构"互动共治"的村落治理结构。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农民生产互助、大生产运动探索了农业合作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全面推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并先后针对党内分歧进行了六次批评右倾或纠正“左”倾的工作,最终实现并巩固了农业集体化。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以“地少人多”的基本国情为遵循、以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和苏联集体农庄实践为借鉴、以建立全部的巩固的中国社会主义为目标等三大特点,其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立了人人平等的农村土地制度、为农村后续改革奠定了基础、农业大兴水利和农业支持工业优先发展等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发展适度规模农业经济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集体化时期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年终结算制度

从包工与日工的结合,到"自报公议"的一家独大,从基本口粮的盛行,到其与工分粮的双轨并行,作为集体化时代国家、农业社和社员间交换、消费、分配关系的具体实践方式,工分制度及粮食分配制度的调整与变化无疑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年终结算制度亦不例外,同样是国家为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实现基层社会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对于地处三晋腹地的平遥县道备村来说,早在初级社时即已开始推行年终结算制度,此后历经高级社、大公社、人民公社三大阶段,30年的实施使之成为影响这个普通村庄的一项重要制度。尽管年终结算最终由于在按劳分配原则中的自相矛盾而流于形式,然其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奉献以及为之所奠定的物质基础,恰恰凸显了年终结算制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关中西部乡村民众人际关系与心理嬗变

关中西部传统乡村社会具有鲜明的封闭性和内聚性特点,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理念在村落的渗透,这种封闭性和内聚性被打破。土地依附关系、基层管理模式和村落信息传播环境等诸多方面的转变,导致乡村民众的人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不论是伦理观念、经济生活还是乡村文化建设或民众日常生活交往等,都表现出淡漠化和功利化趋向。     

一个传统村落的变迁——陕北省吴旗县白豹村的实证研究

源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村落的终结”被称为“新三农问题”之一,但这种社会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东部沿海的城中村。在中西部的一些传统村落里,由于农民工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传统村落的各个方面同样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同样体现着村落的终结趋势。陕西北部的白豹村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村落。     

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基于阿尔泰山草原哈萨克族社会的观察

[提要]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是一个重要但尚未被深入探讨的问题。1949年以来,牧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发生了三个阶段性变化。集体化时期,牧区社会的组织架构由部落体系转变为公社或牧场的总体性组织。在牧民社会关系中,以公社为单位的地缘关系和以大家庭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取代了部落关系的主导地位。去集体化后,牧区社会的组织架构转变为“家庭—村落”的联结体系,社会关系向小家庭中心的近亲关系和村落基础的地缘关系转变。21世纪以来,小家庭的自主性因牧民流动性增强而强化,社会关系有朝着利益化与情感化并存格局发展的趋势。     

湖南村落经济发展问题及政府职责

村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村落经济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村落经济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才得到真正发展。目前,湖南村落经济发展呈现的特点是:村落经济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村落经营方式以家庭经营为主;农户以种植业为主;村落非农产业迅速发展;村落经济发展越来越超出村落范围。发展湖南村落经济需要政府有所为,做好规划、引导、支持、保护等工作,各级政府应各司其职。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政村治"是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诱导性制度变迁",在特定时期内推进了乡村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但在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基层政权组织与自治组织显现出了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两者关系衔接不畅等问题。考虑到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以及解决"乡政村治"所隐含问题的迫切需要,党领导下的乡村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协作的方式参与村治形成了协同合作化治理模式。这不仅化解了当前村治所面临的困境,满足了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还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发展程度,扩大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布局,为我国乡村治理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移民与村落社区

明清时期,大理地区因中央政府的屯田政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大规模的移民开始在大理地区定居及繁衍,形成了多民族分布与多姓杂居的村落形态。新的村落形态、权力结构、公共空间及信仰生成,移民以相同的文化而不同的聚集模式重构聚居地的生活。多姓杂居的村落形态,使村落的权力结构、庙宇与公共组织相对开放多元,维持着其独特的生产、生活秩序,呈现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村落社会时态及国家权力的运作、多民族的交融对边疆基层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建构性共同体:村落社会管理秩序的现时性解读——基于浙江省T市Y村旧村改造实践的分析

在旧村改造背景下,部分地区村落共同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建构性。这种建构性共同体具有现实存在性、多元建构性、公共参与性与村民本位性等特征,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但是这种建构性共同体可以看做是目前村落社会管理秩序的一种现时性选择,有必要通过对这种共同体形式的建构来实现村落社会秩序的平衡,以长期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舞龙灯:民间文化习俗抑或宗族势力较量——基于赣南H村舞龙灯民俗文化的考察

基于对赣南H村舞龙灯民俗的实地调查,在分析舞龙灯民俗文化从娱乐性向工具性嬗变的基础上,指出舞龙灯民俗在宗族性村落盛行不衰的主要原因是它深深嵌入村庄社会基础之中,而宗族又以它为民俗文化活动载体不断承继和强化宗族观念。在转型时期,宗族通过舞龙灯民俗活动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本宗族在村落中的利益最大化。本研究拟以舞龙灯为切入点,探讨前台舞龙灯展演与幕后宗族势力较量的深层次共生机制。     

多层次信仰：一个蒙古村落传统民俗社会的维系——在珠腊沁村的田野研究

这是一项关于蒙古民间信仰的田野研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选择了一个民间信仰比较密集的蒙古村落--珠腊沁村,从村落的角度对多层次信仰问题提出了实证研究的结论珠腊沁村多层次信仰结构与村落民俗社会的多层次组织结构产生了紧密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因行政社会手段巧妙设计而成的,而是从村落形成之初在习俗中自然形成并世代传承下来的,是珠腊沁村信仰民俗传承世界的结构.     

村落文化的认同力、适应性及其变迁态势

“村落文化”是一个新概念。 村落,也就是村庄、村坞、村塞,概指乡人聚居之处;或曰,人类群体生活居住的一种社会区域单位。村落的出现,大抵是人类由狩猎生活走向原始农耕和牧业革命所产生的一种定居形式。村落的出现标志着耕犁文化的发展。在原始的村落中,一般都是以血缘群体为基础的。血缘关系、农耕生活、宗法组织及礼俗文化,是原始村落的主要特征。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主要是以“村落”形式延续下来的。     

土地拥有、流动与家庭的土著化 ———对鲁南红山峪村37 张地契的介绍与初步解读

文章对来自山东南部村庄红山峪村37张地契进行了介绍与初步解读.分析表明,土地交易习俗的传承是土地契约与交易的内生机制,尽管契约关系、契约意识深入人心,但当地土地交易并没有实现土地市场化,也没有出现土地集中于家族的趋势.家族和姻亲关系是进入村落的较佳途径,但在红山峪村土著化的实现却是以家庭为单位,这样做的结果是减缓了家族的土著化进程.     

村落终结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以河南Z村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从村落终结的视角出发,以村落社会交往与村落权利的重构两方面为抓手,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论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社交中心普遍出现外移现象,已经超出农村"熟人社会"的范围,促使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并且他们主动参与村落权利的建构过程,表现出更多的政治热情和对现代民主观念的践行。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和传统农民的分化,也是实现农民自身终结与村落终结及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契机。     

新时代城市基层社区党风廉政建设探索——以无锡市江溪街道“党风廉政建设项目化”为例

为适应党的十九大后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向基层发展的新形势,2019—2020年无锡市江溪街道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通过评选和资助廉洁建设项目,引导各基层党组织立足自身实际,聚焦党风廉政议题,组织系统化、规范化、实用化、精品化的项目建设,推动街道党风廉政建设和社区治理工作迈上新台阶。江溪街道“党风廉政建设项目化”实践,把上级党组织统一要求与基层自主选择相结合,引入社会力量和专业人士保障项目质量,摆脱了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形式主义;不仅扎实地推进了工作,而且锻炼了党员干部廉洁的品质,为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变化中的不变 ———基于对贵州省镇宁县某村落集市的人类学观察

自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后,基层市场成为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关键点,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贵州省镇宁县募役乡一个村落集市--斗糯村市场的人类学观察,静态描述了该市场的基本状况,初步呈现了今日村落集市空间体系的诸多特征,并分析了其在附近社区共同体中的地位和功能.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该村落集市的空间体系特征和社会结构特征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今日的村落集市所呈现的空间体系特征与以往已有所变化,但其某些特征则仍然保持着以往的传统,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依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