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即用儒学,投机见体”的“大陆新儒家”——由“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所引发

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引发出当前大陆儒学发展的一些问题,通过此次会讲可以看出以陈明为首的一些大陆新儒家的功利性用心。进一步,我们试图通过陈明先生的即用见体理论,发掘这些大陆新儒家功利主义的理论根源,揭示其即用见体是一种粗陋的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这种歪曲利用、变相否定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理论方式,将会把儒学发展的带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结盟康党”与“贼儒合流”——“大陆新儒家”反思

儒学,可谓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舛难之学,时至今日,"大陆新儒家"出,儒学又开始了新的舛难。在反思的意义上,本文所指称的"大陆新儒家",概指"康党"。"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为思想纲领,把对岸的港台新儒家视为"心性儒学",而把"大陆新儒学"标榜为"政治儒学",使其机会主义的功利化政治价值取向愈发彰显。应当认为,以"新康有为主义""结盟康党","贼儒合流"而步康有为后尘,给当代的儒学复兴带来了毁败之舛难。职是之故,反思批判"结盟康党"而"贼儒合流"的"政治儒学"及其儒学宗教化,实乃应然之学术工作。     

“草堂论剑”与“康党”吊诡——“大陆新儒家”反思

在成都举行的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虽冠以首届、两岸等字样,却名不符实,因为此次会讲是围绕着大陆独家参会的康党,因此不能代表大陆新儒家的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为的实质性主题所展开的辩难,故无论会讲还是康党都呈现其吊诡性。反思表明,陈明的公民宗教,经过十数年的吊诡,终于借助新康有为主义,成为宗教性的货色。问题表明,儒学复兴,前途坎坷,无所不用其极的体制化儒家,足以饰褒莹众,遮蔽儒学之真。故以草堂论剑映射的问题来反思大陆新儒家,为当代儒学研究必有之义。     

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论“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反思为中心

儒学理论形态在当代社会的兴起,表明的是儒学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自觉。在众多思想形态中,何种儒学思想将引领未来社会思想动向,不仅关切到儒学自身理论形态的自足,更在于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导向作用。反思"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是儒学思想完备自在自为的理论诉求。反思表明,"大陆新儒家"以康有为主义的名义来作为儒学复兴的理论价值取向,不但违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价值承诺,同时也悖离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从“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看当代儒学的发展危机

"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暴露出当代大陆儒学的复兴运动存在太多潜在问题,隐藏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深刻危机,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辨析,正本清源。本文从"两岸新儒家"与"康党"的内含辨析指出"康党"已经背离儒家与儒学宗旨,存在着篡改、歪曲、利用孔子儒学,而使儒学再次蒙羞的理论风险。由此次会讲亦可看到儒家宗旨的迷失,儒学被无情而肆意的利用,体制内儒家的集体失语等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危机。     

景海峰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评析

景海峰先生是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坚定的学术立场、开阔的哲学视野和独到的思维方式,力图揭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轨迹和精神风貌。他对儒学近现代转型的深思、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评判、对儒学未来走向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视阈。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研究是解析景海峰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简评陈明的“文化儒学”

与蒋庆、盛洪与康晓光汲汲于儒学的政治路向不同,陈明以"即用见体"为立论基底,以"公民宗教"为现实进路,力图从文化角度来重建儒学理论体系。所谓"即用见体",是指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们通过创造性活动,把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完满地表达、呈现出来,进而构建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生命形态。陈明以"即用证体"和"即用建体"来构建儒学理论体系,超越了"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对举模式。通过批判国教说,陈明提出了"公民宗教"作为实践"即用见体"的现实进路,强调其社会基础和对个体生命之思想体系的完善;认为儒教的实际功用、现实境遇和研究现状为"公民宗教"提供了可能;进而认为儒家的"生生之德"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的善"可使"公民宗教"与宪政实现对接。陈明之"文化儒学"将国人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与文化重建联系起来,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思维路向,但也面临着挺立与完善"文化儒学"的本体形态和宗教进路的现实困境等难题。总体上,陈明"文化儒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大陆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现代化的儒家回应:梁漱溟的新儒学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儒家“内圣外王”理想落空的原因——以牟宗三先生为例

新儒家对道德主体性的执著既混淆了个人内在的道德世界和外在的公共组织世界的差别,从而流失了民主政道的精神实质。更关键的是,它使这种道德和政治理想始终盘旋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认同,大大削弱了新“内圣外王”的理论在现代中国观念市场上的竞争力。     

“爱智慧”的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儒家——兼谈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

儒家思想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能够与病以药的真实智慧，即能够通过对人心的治理达到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目的。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沦为“科学的婢女”，丧失了哲学本有的“爱智慧”之意义，也丧失了对现代社会病症的医治能力。而受到科学精神影响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也不适合于研究以开显性德为目的的儒家思想。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加深会使人日益认识到儒家思想的实用价值，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体悟和理解也会加深。     

儒学非宗教论——与任继愈先生商榷

儒学即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体系。此学说自孔子建立,特别是汉武帝定为一尊以来,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三教九流,都是以儒家为尊为首。可见儒学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儒学本是一种世俗的学问,但古人却把它与佛、道并列为三教。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儒学的本质是什么?一般的人都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是任继愈先生,在《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认为,儒学是宗教,“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宗教。近几年,任先生又在其文章和书中,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对此,我们不敢苟同。要说明儒学到底是不是宗教,应先弄清什么是宗教这个问题.“宗教二字本来源于佛教,     

林安梧及其“后新儒学”

通过反省现代新儒学，林安梧提出建立后新儒学。后新儒学的建构中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唯物史观的肯定、吸收和借鉴，这无论是对于现代新儒学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值得肯定的趋向。     

“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

"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始办于1990年,是旨在以当代新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当代儒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讨国际会议,在中国的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均有重要影响,至今业已举办了九届:第二届(1992)、第三届(1994)、第四届(1996)、第五届(1998)、第六届(2001)、第七届(2005)、第八届(2009),第九届(2011),横跨两个世纪,历经20余年     

试论宋初“三先生”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为振兴儒学,全力维护儒家道统,以孟子、韩愈的继承人自居。他们兴学校,敦教育,将自己的道德、学术和思想都贯穿于教育实践当中。尽管“三先生”所营构的理学体系还不完整,但他们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了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开启作用。     

秦始皇与“焚书坑儒”——浅论儒学在秦代的发展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生命儒学”与儒学之“三学并建”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儒学形上学的走向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儒学形上学源于对佛教尤其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回应而建构,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在20世纪似乎已走入了穷途末路而"终结"。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儒学形上学到底应该如何取舍?是继续前行,拟或回归原始儒学,还是另择新路?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儒学之未来发展所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近现代哲学方向的师生先后三次进行专题座谈,并在座谈的基础上各自形成论文。其中,有三篇文章观点虽异,但又紧密关联,实是"一组"文章,现经修改发表于此。此笔谈之开展,意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同时亦请同仁参与讨论,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