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论剑”与“康党”吊诡——“大陆新儒家”反思

在成都举行的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虽冠以首届、两岸等字样,却名不符实,因为此次会讲是围绕着大陆独家参会的康党,因此不能代表大陆新儒家的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为的实质性主题所展开的辩难,故无论会讲还是康党都呈现其吊诡性。反思表明,陈明的公民宗教,经过十数年的吊诡,终于借助新康有为主义,成为宗教性的货色。问题表明,儒学复兴,前途坎坷,无所不用其极的体制化儒家,足以饰褒莹众,遮蔽儒学之真。故以草堂论剑映射的问题来反思大陆新儒家,为当代儒学研究必有之义。     

反哲学的“康党”及其正本清源

康党以大陆新儒家为名义而自居。以新康有为主义的政治儒学及儒教面目集体亮相,反对近代及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回到传统,罔顾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现实。而其立论根据则是崇经学抑哲学,从而陷入吊诡之中。康党于经学犹重《春秋》,罔顾其他经典,尤其是《易经》作为群经之首的作用。本文认为,儒家当务之急并非忙着创教干政而要首先以《易经》为首实现儒家自身的正本清源,否则仍将陷入罪丘的历史怪状与循环之中。     

论“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反思为中心

儒学理论形态在当代社会的兴起,表明的是儒学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自觉。在众多思想形态中,何种儒学思想将引领未来社会思想动向,不仅关切到儒学自身理论形态的自足,更在于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导向作用。反思"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是儒学思想完备自在自为的理论诉求。反思表明,"大陆新儒家"以康有为主义的名义来作为儒学复兴的理论价值取向,不但违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价值承诺,同时也悖离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刺猬"与"宗教狐狸"

儒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显学,但这种显学状态似乎更多地是以"争论热度"为标志的,存在的问题仍然复杂多端:诸如"四书学"的形成对当代儒学的开展有无启示,当代儒学繁荣背后是否存有困境以及对此困境有无化解之道,政治儒学、宗教儒学的实质、困限及出路如何,等等。为此,我们约请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昌航空工业大学几位学者就上述问题,分别从历史实例、现实状况、个案研究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推动儒学研究的深化、促进弘扬儒家思想理性态度的确立。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大陆新儒家的处境及其社会-政治取向

在此采访记录中,作者回答了六个富于现实含义的问题,着重阐发了儒家在中国大陆的现状,它与海外新儒家的区别,它的政治思想取向,它应该走的复活乃至复兴之路,以及它对于所谓文明冲突说的态度。由于西方殖民势力的摧残、新文化运动及文革的破坏、现代性的膨胀及儒家本身的特质,儒家文化的生命主体陷入了亘古未有、全球无二的急剧衰败,目前的些许小热,并不足以改变这一颓势。但是,由于儒家符合人类的天然本性,它还是有走出困境的可能。大陆新儒家的特点是全面突破西方中心论,要让儒家作为一个完整的活体而再生。在政治思想上,它不同于左派和右派,有自己独到的见地。它的生命力要到实际生活中才能被充分激发和显现。而它的非普遍主义的思想方式,使它不屑于文明冲突的理论和现实模式。它最注重的是改善人类在各种意义上——尤其是家庭与自然——的生存生态,不认同高科技的强力追求。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方式的省察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方式可以梳理为五种类型。这些道德教化方式表现出 ,“德治”是实现民众教化的基本方式 ,“孝悌”观应该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道德教育其实质是教育人如何去“爱”人和“敬”人 ,将家庭“孝悌”伦理视作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 ,可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道德教育内容的统一和一元 ,但也造成了“孝悌”观念泛化的流弊     

论盟誓制度的伦理与孔子信义学说的形成

盟誓制度是周礼的一部分,周王室借助这种体制建立起与诸侯国间彼此的信任关系。盟誓对人们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宗教与道德层面实现的,它的伦理核心是信义。孔子重视盟誓,参与盟誓,企图以盟誓救世道人心。孔子学说——尤其是信义学说的形成直接来源于盟誓制度及其伦理。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对我国司法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反思

为了充分抚慰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并促使司法机关增强工作责任感,依法行使职权,应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现阶段立法中精神损害司法赔偿缺失给当事人造成的权利缺失,论证中国构建精神损害司法赔偿制度的必要性。认为作为司法赔偿范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损害赔偿是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基本内容,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使得受害人获得的司法赔偿不足以抚慰其精神创伤,中国应当从其范围和标准等方面构建并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及问题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逐渐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和采纳。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也正逐步有序开展。在我国司法制度史上,存在“重刑主义”传统,普通民众对犯罪人权利认识不足,使得作为舶来品的“社区矫正”注定要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如果不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一味盲目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势必会带来反作用。在当前情势下,社区矫正工作应统筹规划,稳步推进。     

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与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积极主张"入世"的人生态度和追求"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为历代君王、臣僚、士大夫等阶层所信奉和追求;西汉以降及至明清,中国商人一直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来追求和实践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少有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商家;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当今中国,将"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作时代诠释,对促进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具有现实意义.     

儒家文化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旅游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旅游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而儒家文化的传播又进一步带动了旅游的发展。     

台湾土地征收制度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中国大陆当前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引发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一大难点.我国台湾地区大规模的土地征收比大陆要早,而且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借鉴台湾的土地征收制度,大陆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土地征收应向申请用地单位、被征收土地相关人和社会公开;改革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全面、合理地计算补偿项目和补偿费用;加强土地征收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并保障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参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