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主治理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体育融入问题研究

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为指导,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浅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体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所在。研究认为,城市社区体育"自治"的体育管理模式具有内生的协调机制,可以有效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诉求。提出以强化自治意识、建立特别委员会机制保障体育诉求渠道的畅通、健全体育法律法规与社区体育自治管理活动的常规机制、构建需求为导向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体育文化促进深层次地融合为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体育融入困境的重要途径。     

景观、风物与怀旧式想象——论南京民国城市影像的当代塑造

曾是民国首都的南京,是海峡两岸有关国族记忆的共同还原点,更是中华民族近现代深重灾难的象征。当代华语电影中的民国南京影像,可分为辛亥革命、抗战及国共内战等历史视阈中的民国首府南京、"南京大屠杀"历史背景下的"人间地狱"南京,以及淡化历史背景、追忆民国风情的"怀旧"式南京。在这些影像中,宏大的民国城市景观带过了具体的市民生活,风物展示的本土民俗性掩盖了民国都市的现代性,基于民国风韵的怀旧式想象遮蔽了城市影像的民族主体性。究其原因,在民国南京的"记忆治理"机制中,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宏大历史叙事和追求历史细节真实的"国难叙事",限制了民国南京影像的表现空间和其得以承载的话语蕴藉,使得南京城市影像在银幕中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和表现性。     

浙江省宪自治运动述论

在本世纪20年代初的全国性联省自治运动中,浙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北洋系当权的省域唯一兴起大规模省宪自治运动的省份,并产生了民国史上第一部正式省宪法.但学术界对此至今尚无专门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浙江省宪自治运动的发展情况及其性质、失败原因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几个问题

湖南自治运动始于清末,终于大革命时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湖南的自治运动领先于全国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着湖南自治运动的正确方向,同时也在参与中加深了对国情的认识,并在其后的革命斗争中吸取了历史经验:第一,从方法论意义上,吸取了由"部分解决"达成"总解决"的思路,反思了"议会斗争"的弊端,最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从国家结构形式上,摒弃了联邦制的设想,成功地选择了单一制的符合国情的国家制度.     

浅析中世纪罗马法研究首先在意大利城市兴起的原因

中世纪的意大利处在多股政治势力的统治之下 ,它们之间的斗争导致了地方自治的增强 ,地方自治所倚靠的是城市。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程度不同地保存了罗马帝国时期的传统 ,市政生活开始得较早。意大利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从中世纪早期起商业贸易活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并由此打造了意大利城市社会结构的特点 ,相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组成了同业公会。各社会群体参与对城市进行管理的要求引发了城市自治运动 ,城市自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综合当时现有的各种法律和法令。罗马法具有辩证的法律规范 ,能够提供综合各种法令的法律原则 ,因而在意大利城市中兴起了研究。     

民权意识之扩张：舆论中的湖南自治运动考察——以长沙《大公报》为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且是唯一一个实践了省宪自治的省份,故而备受关注。更重要的是,众多湖南中小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使得湖南自治脱离了地方军阀及官僚所预设的官绅包办自治的道路,社会大众的民权意识得到了较大扩张。长沙《大公报》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的大量报道,从舆论角度呈现了当时湖南中小知识分子的态度,展示了在该运动推动下,地方读书人与普通民众的民权意识大为扩张的时代情境,尤其是在官治与民治、省宪与人权等多种政治诉求的交织博弈中,近代中国历史曲折发展的复杂面貌。     

传统文化与西欧近代政治思想的形成

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西欧政治思想领域经历了三次传统文化的复兴运动。通过这些运动,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得以脱颖而出。本文拟分析这一现象,从一个方面说明西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一.第一次复兴14、15世纪期间,西欧的一些城市,特别是意大利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新兴的、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市民们不满足于封建天主教会的说教,迫切需要有一种表达自己愿望和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但他们到哪里寻找表达这些新的要求的思想材料呢?当时,世界上     

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新社会运动的本质及困境

新社会运动是对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上升和稳定时期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非阶级性的抗议和挑战.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些新的抗议和挑战以工人阶级斗争从未有过的"立体战争"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了进攻.然而,这种仅对制度的权力结构而不是对制度本身的"战争"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终极诉求.因此,它受到了西方诸多学者的广泛质疑和批判.     

论城市基层政权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及居民自治的成长,客观上要求实现城市基层政权与居民自治协同治理城市社区的有机衔接。然而在现实中,城市基层政权与居民自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城市基层政权要求强化对城市社区的行政控制,弱化居民自治;而居民自治则要求减少行政干预,力求摆脱城市基层政权的控制。要解决这一矛盾,实现城市基层政权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需要采取的对策是:(一)合理分权,明晰职责;(二)协同治理,实行法治;(三)培育中介,架构桥梁。     

联省自治缘起探析

:2 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根源于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倡导的联邦思想 ,它既是民元以来资产阶级同军阀专制势力斗争的结果 ,又是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希望重建民主政制的要求     

民国时期政府方言政策概述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1912~1949)有关方言史料(社会层面)的梳理,在描写和分析了民国时期政府的方言政策后,对其在中国现代语言规划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评价。     

民国时期的服装研究

中国古代服饰一直以宽衣博袖著称于世,辛亥革命后服装为之一变.西服、中山装、学生装、旗袍、西式时装等近代服装占据着半壁江山,传统的长袍马褂也未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时期的服装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征:一方面形成了以中山装和旗袍为代表的"国服",另一方面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地域的服装存在很大的差异,服饰"辨等次,昭名分"的功能在相当范围内还存在.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透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１９１２）因具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备受推崇,它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终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     

民国潮汕女子教育述论

关于民国潮汕女子教育的研究著作较少,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对教会女学的探讨,对潮汕地区自办女学的研究相当欠缺。选择以民国潮汕女子教育为考察对象,通过广泛收集整合有用史料,对这一时期潮汕女子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及特点、女子教育理念及实践、女子教育的成效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力求从地域特点和社会性别构建的角度来展示民国潮汕女子教育。其结论是:女子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其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经济的限制,女子教育的理念和实效更是受到地方政治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巨大影响。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女性必然存在着有别于男性群体的特征。女子教育也应当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律。     

试论民国精神

民国精神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种精神理念,它不仅包含资产阶级革命派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同时还兼具反帝反封建思想及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民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为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乃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整合力量。     

民国的西北开发及其教训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民国和西北地方政府发动了一场西部开发运动。这场运动起于外寇入侵 ,终于内战爆发 ,虽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成效不大。主要的教训是开发建设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外环境 ,良好的经济秩序 ,合理的税收制度 ,优质的人才资源。     

民国时期的出版教育研究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带动了出版教育的开展。其主要表现就是涌现了一些出版教育机构,这些机构既包括专门为出版业培育人才的机构,也包括开设了出版类课程的相关的教育机构。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培养目标明确,课程丰富多样,操作性、实用性强,重视实践环节,强调艺术修养,重视艺术课程;培养方式灵活,采用工读结合、校企合作的形式;学制多样,重视延聘优秀师资;专业方面多集中于印刷,也涵盖了出版业中其他环节等。民国时期出版教育的这些特点,对当今的出版教育的启示是:重视实践、强调技能;课程丰富,合理高效;聘请业界人士,重视国际交流。     

民国时期的意识形态格局

在1912-1949年的整个民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面临全面危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各政治派别,掌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意识形态呈现出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三分格局.     

简述建国以来唢呐音乐的发展与演变

本文将建国以来唢呐艺术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了粗略地梳理,论述了唢呐音乐艺术在不同时代环境下 所表现的不同艺术特征,客现地从演奏、教育、学术等不同的角度回顾了唢呐艺术的发展概况,并对一 些艺术潮流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史学界忽视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 ,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极个别学者虽然引起了注意 ,但错误地把它混同于当时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 ,我们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1 931年 2月前 ,由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 ,由于苏维埃政权当时还局限于中国的局部地区 ,故未提交“一苏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