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小说发生与古小说民族特征的文化成因

关于古小说起源的诸多学术观念存在起源绝对化的问题,原因是忽略了对小说发生过程的研究."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古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其发生相通,故"采"对于古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古小说发生过程,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成为古小说的一个"观念",采录也成为古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这决定了古小说的民族特征及文化成因:内容上"博"、"杂";在结构上崇尚"小";创作时持非正统心态.     

决不能把伪简当作“中华文明的根脉”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1辑中有一篇《耆夜》,使用若干汉代以后才出现的词语,其中有些词语是长期演化生成的,这证明清华简是现代人的伪作。清华简整理者也看出《耆夜》有些词语有作伪的嫌疑,但未实事求是地指出来,反而用掩饰性的注释为之遮掩,把伪简注释成真简。有人把这样一部清华简称为"中华文明的根脉",岂不荒唐?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先秦“小说”——略说清华简对先秦文学研究的价值

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陆续公布以来,一批价值重大的先秦文献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新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公布的《诗经》佚篇和小说佚文,对先秦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论述清华简文学价值的同时,重点分析了《赤鹄之集汤之屋》所具有的小说文体的特征,指出该篇佚文的发现有可能改写文学史家关于先秦无小说的结论。     

从《汉志》“小说家”看中国小说概念及文体的生成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如《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记实,而是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艺术虚构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     

明代古乐府要略

作为诗文复古运动的一部分,明代古乐府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其中以李东阳、李梦阳和李攀龙三人的创作最具代表力.李东阳古乐府句律以"三三七"为主,与后来李梦阳等大倡"真诗乃在民间"稍有不同,其创作使咏史乐府一体在古代乐府创作史中占据一重要地位.李梦阳古乐府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其"尺寸古法",继专注于咏史的西涯拟古乐府之后,在古题新创、自创新题、综合古乐府之题义、继承古乐府之句法等多个层面丰富了古乐府创作."临摹帖"、"影响剽贼"、"止规字句"等,实则是李攀龙主观设定的古乐府创作追求,其主要方法是摹仿古辞之程式和运用程式拟写.与宋元古乐府创作同当时礼乐文化建设存在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不同,明代古乐府主要是在文人案头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层面展开的,更多地体现了明代文人在文本和诗学层面复兴古乐府的努力.这可能也正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最为重要的特性.     

小说的越界：浅论福克纳的电影化小说

电影时代作为一个大背景既是文学的敌人,又是文学的母体。美国现代小说家为好莱坞编写电影剧本的经历有助于丰富小说的表现技巧,实现小说和电影剧本的互动,但同时对小说文体的严肃性和纯洁性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著名小说家福克纳与电影的互动、电影化小说之戏剧性叙事和立体审间义体以及跨文体写作对文学崇高性的解构等方面入手,探讨了电影对美国现代小说的文体冲击以及由此在作家身上产牛的心灵羁绊。     

冰心小说文体新论

“文备众体”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现代小说文体观念新的审美意识。冰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体理论家和小说理论家 ,她的小说文体理想主要体现于创作之中。诗化 ,散文化 ,作者在作品中的角色化 ,构成冰心小说“文备众体”的鲜明特征。既认同传统又立足超越是冰心的文学追求 ,其小说的“文备众体” ,包蕴着深刻的文化精神与试验意义     

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变化

余华由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转变为20世纪的"通俗作家",由创作风格的"冷酷""残忍"转变为"和风细雨".余华这种创作姿态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先锋小说的解体,这其中既包含着先锋文学自身局限的不可超越性,也包含着世俗诱惑的难以抗拒性,也许,还包含着作家自己可以把握的不断创新的欲望和无法把握的创作心态的衍变.但他关心的仍然是人的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以余华为代表的中国先锋小说家的转变与解体并不是在新时代中的"溃不成军",而是"胜利大逃亡".     

《古文辞类纂》编纂体例之文体学意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古文辞类纂》"序目"首次明确融序言、序题、目录于一体,在介绍体例、列举目录的同时开展文学批评,不仅确立了一种书籍编纂新形式,也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体式。此书文体分类的特色是以文体功用为纲,以具体文体为目,故起了执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这种"类纂"体例,尽管有简明、清晰的优势,但不能全面囊括、体现中国古代的文体谱系,在实际选文归类中也有可议之处,反映出古代文体分类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此书选文"不载史传",这是自《文选》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一种严格区分史部、集部内容的文体学主流学术传统。     

纯文学观与近代小说观念的曲折演进

近代诗文化的衰竭和小说文化的张扬,推动近代崇高艺术的发展。小说维度纯文学观的审美超越性,形成其区别于通俗小说的显著的时代特征。对小说本质的认定,是纯文学观终极关怀的突出表现。近代纯文学观的小说维度建构,展示了新小说家追求小说文体独立的文学批评进路,并体现出中国小说观念自身的矛盾和新小说家文体探究的曲折。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转型,在祛杂存纯的文学追求中抒写一代学人观念建构的曲折演进轨迹。     

浅析《古镜记》叙事结构特色

唐传奇的开山之作《古镜记》是山西地区古代叙事文学的一篇佳作,也是从魏晋志怪小说向唐代传奇小说过渡时的代表作。其内容带有明显的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搜奇猎异的痕迹。但从叙事结构来看,虽然《古镜记》还不能和后来成熟的传奇作品相媲美,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那些成熟的传奇作品无法替代的。无论是构建方式、情节之间的组合关系、叙事重点还是叙事层次,《古镜记》都有独特之处,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汉人小说观念探赜

汉人小说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而要正确认识汉人小说观念,则应从分析《汉志》入手.《汉志》著录诸子百家是从“时君世主”统治需要出发,其价值判断也是从政教着眼,“小说家”自不例外.“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有丰富内涵.据出土秦汉简文,稗官是县乡低级小官,亦为秩级较低小官之通称,其职掌多为辅助性的.据《汉志》如淳注,稗官有称说“闾巷风俗”之责,乃周代“士传言”制度之延续;“稗”音“排”及“偶语为稗”说,揭示了“稗官”之“街谈巷语”与偶语、排语、俳语、诽语等的语义联系,实指与朝政得失相关的“连偶俗语”.《汉志》对小说家的定义正是根据其所著录的作者和作品实际加以归纳而得出的.不是先有了小说家称谓才称其作品为小说,而是先有了小说称谓才称其作者为小说家.因此,仅仅将“小说”理解为学术价值判断显然不够,它其实隐含有文体意味.汉人的小说家定义和《汉志》著录的小说文本规范影响了后世小说观念和小说文体的发展.     

20世纪英美小说形式的嬗变

本文追溯了２０世纪英美主要作家在长篇小说的表现形式方面所做的不懈探索。文章重点分析了乔依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托妮·莫里森的《心爱》和Ｂ·Ｓ·约翰逊的《不幸者》等４部现当代小说的叙事技巧，大致勾勒了一幅英美小说家致力于文学意识和文体意识革新的演变图。作者认为，小说形式革新不仅是作家个人创作特点的个性追求，而且是小说发展的必然。     

论普希金的小说体诗

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在文体上是别具一格的作品,它不是当时流行的长诗,更不是古代的叙事诗;它是诗体小说,即用诗的形式写的小说;也是小说体诗即小说式的韵文。这种文体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有什么特点呢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古小说探源

我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研究小说史或选编古小说的学者,大都以汉魏六朝为古小说的雏型时期,而现存的被公认为小说的作品,又只有汉魏时代的《燕丹子》一篇,其他一些假托汉代,冒名东方朔、班固的小说,也大都认为是六朝人的伪作。于是,汉以前,似     

《三国志演义》与古小说初探

中国小说的发展,由上古神话传说的萌芽,至魏晋六朝笔记小说的雏形,而至唐人传奇,渐趋成熟;宋元话本的出现,又走向繁荣;至明清,则成为文学的主流。三国题材的小说也有大体相近的发展过程,它始于魏晋六朝笔记小说(即古小说)。元末明初成书的《三国志演义》是历代三国题卡才的民间艺术与文人创作的集大成。过去,研究《三国志演义》的继承关系,首先都谈到平话,其次论及元代三国戏,对于古小说,几乎未见有人作系统论述,故不揣浅陋,作此初探。听谓古小说,专指魏晋六朝文言笔记小说,包括志怪与志人小说。鲁迅《古小说钩     

古小说探源

我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研究小说史或选编古小说的学者,大都以汉魏六朝为古小说的雏型时期,而现存的被公认为小说的作品,又只有汉魏时代的《燕丹子》一篇,其他一些假托汉代,冒名东方朔、班固的小说,也大都认为是六朝人的伪作。于是,汉以前,似乎只有神话、寓言故事与小说有渊源关系,别无他源,更没有可算是小说的作品。这当然与资料的亡佚有关,也由于受古小说概念的传统界说的束缚。我们本着探讨的态度,对古小说的渊源问题,谈谈粗浅的意见。     

《劫后拾遗》的文体美学及其引发的文体焦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茅盾从香港转移到桂林。《劫后拾遗》是他到达桂林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具有特殊的标志性意义。在传播过程中,《劫后拾遗》经历了从文学文体到新闻文体的认知流变。笔者认为,"速写小说"的命名不仅可以较为贴切地概括《劫后拾遗》的文体美学,也能够较为有效地解释这种文体焦虑的深层原因。作为"速写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形态,《劫后拾遗》既是二三十年代流行一时的"速写"文体在消解自身独立性后发展的文学一脉,也是抗战时代语境复苏"速写"文体、催生美学新质的产物。     

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论

元仁宗皇庆年间恢复科举,规定《四书》依据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诗》《书》《易》三经"兼用古注疏",《礼记》"用古注疏"。这一规定,有其特殊的学术渊源及学术缘由,与唐、宋、明、清皆有不同。其重要意义在于,"兼用古注疏"可以使"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使治经者必守家法,以求至当之归"。此一规定,一定程度上表明程朱理学的地位在元代尚不及明清那样稳固,也因此保证了元代学术"犹有研究古义之功"的宝贵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