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分析

中国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经历了允许民间探索、委托部门组织、鼓励多元发展和促进社会融合四个发展历程。包含法规文献、党政文件、讲话批示、章程决议、公益规范等类型,呈现多层次和多类型的特点。这些政策在营造社会志愿文化、倡导公众参与服务、激励志愿组织成长、形成资源支持网络、保障志愿人员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国家关于公众参与志愿服务政策的创新方向应是营造全国共享的政策环境,形成系统健全的体系,建立协同发展的机制。     

整体性视域下我国国家公园公众参与研究

我国国家公园公众参与越来越广泛,而且也确实在推动国家公园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地方国有旅游公司垄断经营问题,公园核心区生态移民后移民的文化融入和生计问题,社会组织和科研院所参与体制机制不健全的问题,等等.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国家公园公众参与比较广泛,除了促进各利益相关主体积极参与外,还在于其体制和法律保障.进一步拓展我国国家公园公众参与,应基于整体性视域,即从国家公园体制层面,合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在相应方面下足功夫.     

水务PPP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分析

公众参与水务公共服务决策与监管既是公共管理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水务公共服务高效率、高质量的必然要求。通过对我国水务PPP中的公众利益需求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目前参与制度不够完善,执行力有待进一步强化;参与形式单一,参与效果有待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积极性较低,参与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现状,通过借鉴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水务公共服务公众参与的经验做法,尝试从政府、水务企业、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第三方组织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水务PPP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建议。     

新时代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频次与日俱增。当下,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倾向于以社区治理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在基层治理层面,公众参与仍未达到预期成效,公众认知行为、参与制度设计、政治决策程序等因素导致了参与程度较低、地区差异较大、参与形式单调、参与主动性不高等问题。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社区提案机制,有机地将动员性参与与自主性参与相结合,实现了组织参与和非组织性参与的协调,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将社区治理结构转变为“我主张,我参与,我推动解决”的长效治理新格局。在社区提案的整个流程中,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有机融合,政府主导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增权赋能与协商民主相互提升,使公众的参与水平、参与能力、参与效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为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汉冶萍公司工业遗产及其保护与利用现状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近代唯一大型煤铁厂矿联合企业,其现存器物、建筑、景观和文献等跨越了武汉、大冶、萍乡和重庆等地,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近代冶金工业遗产。当前汉冶萍公司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在相关企业的推动下已先于国家层面而得以展开,但尚未与技术史和工业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对于中国近代冶金技术史研究而言,如何充分地利用和挖掘现存冶金工业遗产的价值,形成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与技术史研究相互促进的局面值得给予重视。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回溯与展望

中国环境法治发展40年,也是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发展和建设的40年。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形成由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构成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利体系和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规则。总结经验,公众参与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题中之义,是提升环境决策质量的重要保障,是调动公众环保力量的必然路径。面向未来,广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注重提升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狭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通过完善主体界定、推动信息流动、推进协商参与和加强社会监督等实现进一步完善。     

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有助于提高社会自我救助能力、解决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失效性”以及确保政府危机管理的公共利益取向。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还处于较低的层面,表现在法制化欠缺、组织基础单一、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对公众参与的忽视、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较低等方面。为推进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危机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媒体与公众合作的应急机制和完善危机教育机制。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模式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QCA）

以不同国家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模式进行研究。研究提炼了影响机制发展的六项结构因素，包括政府信息透明度、司法体系支持度、社会监督的有效性、ENGO的发展状况、新闻媒体自由度、公众的环保意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发现，“芬兰模式”和“美国模式”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发展的代表性模式；公众的环保意识是机制发展的基础，健全的司法体系、环境信息的透明和新闻报道的自由是成熟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形成的充分条件；成熟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一般有特色的发展路径。     

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创新探讨

公众参与是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它不仅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保障公众的生态权,更有助于促进治理的民主化,从而促使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实效的提升。分析公众参与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从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方式、参与效果等层面构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基本框架,最后从民主协商、信息沟通、公众参与渠道、自愿性激励措施、非政府组织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对策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