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

莫言的《酒国》是在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两篇小说中的"吃人"内涵同中有异。第一层面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第二层面是指向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具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两者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第三层面可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20世纪的《狂人日记》和《酒国》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使之和古代的同类"吃人"题材的作品划上一道分水岭。     

狂人形象浅谈

《狂人日记》写成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在同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狂人日记》是鲁迅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它是作者向纣建营垒发起进攻时次响的第一声号角,是向吃人社会投出的意在轰毁封建礼教的第一颗炸弹。虽然它是作者最初的向罪恶制度投出的一击,但却是沉重的、猛烈的。给封建的统治造成了不可愈合的永久性的裂痕。“《狂人日记》形象地、真实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吃人的本质,体现了中国人民     

《狂人日记》在当年

人们在谈到我国现代文学的开山篇《狂人日记》在当年的影响的时候,往往都要举出四川著名学者吴虞发表在《新青年》六卷六号(1911.11)上的那篇著名文章《吃人与礼教》来说明。吴虞在文章里,对《狂人日记》的思想极表赞同,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事例,进行具体的阐发、论证,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反动、虚伪与罪恶。     

广告硝烟中的《新青年》和《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的革新,被视为是新文学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但是从广告的角度来看,却是《新青年》等新文学杂志与早期《小说月报》广告博弈的结果。在这场广告硝烟中,《新青年》采取多种广告手法,特别是对古文大家林纾的批评,使《新青年》得到了"广而告之"的机会,最终赢得了读者市场,迫使《小说月报》进行改革。     

《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起点初探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1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研究《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关系到如何划分《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如何理解《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内容结构、历史贡献等一系列问题。以传播主体、传播条件、传播目的为标准可以判定八卷一号是起点。     

《青年杂志》改名原因：误读与重释

学界在研究《新青年》杂志时,屡屡涉及《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的原因问题。然而近30年来,关于写信给群益书社者、写信者所办刊物、《上海青年》与《青年杂志》之名是否雷同等问题,已出现了各种说法。厘清基督教青年会与上海青年会之别,分清它们各自所办刊物的名称、性质及特点,可以辨析这些言说在何种意义上属实,又存在何种偏差。基督教青年协会所办的《青年》杂志,是促成陈子寿、陈独秀下定决心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鲁迅与巴金“狂人日记”之比较

巴金的《我的噩梦》足继鲁迅的《征人日记》对20世纪初封建礼教吃人现象的揭露和鞭挞后，在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对文革中吃人者的强烈控诉，是另类的“狂人日记”。不同社会下的作者，不同时代的作品，不同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形式的吃人现象的揭露上，有着共同的批判意识和强烈改造吃人社会的目的。     

鲁迅与《新青年》

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从此,他加入《新青年》阵营的战斗行列,投入了新文化战线上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在所向披靡的战斗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最伟大的旗手和主将。《新青年》杂志,是鲁迅五四时期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第一个思想阵地。鲁迅与《新青年》的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狂人日记》中语言对物理世界的偏离

依据王希杰先生的零度偏离观对《狂人日记》中的语言实例进行分析,可知在非正常心理的作用下,狂人眼中的物理世界经常是不符合实际的。具体说来有:对自然界事物的认识不切实际;认为周围的人都想要吃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吃人的关系等。     

百年《狂人日记》研究再认识

回溯百年来的《狂人日记》研究史,反封建是研究中的主线思想,忧愤深广的社会价值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脱离文学实际空谈小说对现实的批判性,成为《狂人日记》研究中的共性问题。若要真正理解《狂人日记》,就必须从小说文本出发,概括出它应有的价值,而不是预设结论。从狂人形象的生成、启蒙思想的凸显以及反封建礼教的社会意义三个维度对百年来的《狂人日记》研究资料进行梳理,通过分析比较、思想探究,在呈现《狂人日记》研究角度日趋多样化、研究思想不断转变的具体事实和过程中,对《狂人日记》研究中的狂人形象、启蒙思想、反封建三个核心问题进行总结评述,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狂人日记》,打破长期以来研究的静态生长模式,以图打开《狂人日记》研究的新视野。     

论鲁迅《狂人日记》的荒诞性

以鲁迅《狂人日记》为文本,论析其荒诞特色.这荒诞、荒唐的艺术形象,蕴含有普遍象征意义,即鲁迅自己所揭示的主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吃人”的弊害不在真正吃人的本身,而在吃掉人的灵魂、精神、思想、自由、人格,成为一切听从主子的精神奴仆.     

论《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文化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终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承继关系。首先,《红楼梦》伤时骂世,《狂人日记》感时忧国,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士人精神。其次,《红楼梦》第一次把"情"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以"女儿"作为理想世界的中心,对传统文化发起天翻地覆的革命;《狂人日记》则弃绝传统文化,渴望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把"孩子"看作"新文化"的希望。最后,《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徘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前者进行精神探索,后者开始勇猛呐喊,孤独与分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考察鲁迅、周作人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根据史料显示,周氏兄弟并非处在轮值编辑之列,而是自居于"客师"的地位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既要配合杂志文化革新的总体要求,又与作为权威的话语中心保持着相对疏离的态度,对思想启蒙持有自身独特的看法。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文化站位使得周氏兄弟能够后来居上,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方向共同合力奠定了《新青年》"立人"的文学传统,进而引领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从另一层面来说,《新青年》也为周氏兄弟提供了介入现实的文化空间,其作为现代出版物的媒介属性影响了二者五四时期的文体选择。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双向互动,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商业、新思潮与政治——《新青年》广告编辑实务三嬗

以历史演变来看,《新青年》呈现出多重奏、多面相的历史态,其中所刊广告的编辑也存在着嬗变,并表现出独特的路向。《新青年》的广告编辑大致分为群益时代的商业平台广告时期、“同仁”杂志广告与政党倾向并存时期、完全政党化的“同志”广告时期三个阶段。在广告编辑的形式上,群益时代形成的北京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二元结构,发行部掌控着广告权;“同仁”杂志广告时期《新青年》也分编辑部和发行部,但都在上海,编辑部负责广告;“同志”杂志时期,编辑部则承担着编辑广告权。从《新青年》的广告编辑实务中,可以索隐其背后的商业关系、文化互动和政治宣传等内涵。     

《新潮》的科学观

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者对科学的理解存在价值取向的差异。在《新青年》影响下产生的学生杂志《新潮》即是一例。《新潮》更重视科学的理性和系统性,重在介绍具体的现代学术知识,并强调科学的方法在构建中国新文化中的作用。这种对科学的理解,促使大多数《新潮》成员最终走上学术救国的道路,开启了中国学院文化之端。     

从独白到复调：《新青年》编辑理路的历史价值和现代启示

《新青年》的编辑理路呈现出很丰富的历史色彩,在中国期刊史上成为经典性刊物文本,也成为学术界研究日新的领域之一。从编辑学角度审视《新青年》的成长发展和演变,无疑会从内在机理上理解它作为公共传播媒介的成功路径,能够彰显出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性启示。《新青年》所反映出的编辑主体在编辑活动中的“独白性”和“复调性”完美统一,从编辑主体“主撰陈独秀”的独白办刊走向同人“轮流编辑”时代的复调共振,这其中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理论路径和历史演变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青年》精准地把握了杂志编辑的时代脉搏,因此而彰显,而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不同结构的"为人生"——两篇《狂人日记》的文化解读

在文学是"为人生"的认同下,果戈理的小说进入鲁迅的选择视野,并影响到他的《狂人日记》。但从深层结构考察,两篇《狂人日记》呈现出很多差异性:从本体论的层面来看,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种文化的本体论,其逻辑起点是对中国文化本体结构的思考;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则是一种人的本体论,其逻辑起点是对抽象的人的思考。而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鲁迅选择的是用存在主义哲学来看视中国文化本体结构的问题,致力于绝望中的反抗;果戈理则是用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来考察人的当下境况,坚信人的灵魂沟通。     

《新青年》舆论空间中的“女性解放”

"娜拉"在"五四"启蒙话语中的显赫位置,与其最初的传播载体《新青年》杂志是绝对分不开的。该文将回到《新青年》现场,论述女性解放话语在《新青年》所创造的舆论空间中的展开情况。女子问题与对于家庭—宗法制度的全面批判,有着密切关系,这构成了中国女性解放话语兴起的特殊背景。女性解放话语在酝酿、延展的同时,被愈益引向知识分子启蒙规划的方向。     

章士钊与《新青年》初期的关系考察

章士钊与《新青年》并非从开始就是对立关系.事实正相反,章士钊与《新青年》的先驱者早有交往和友谊,在《新青年》创刊以后,章士钊继续保持了与其主要成员的友好关系.对《新青年》思想革新和文学变革的基本主张,章士钊予以坚定支持.虽然章士钊与《新青年》也存在“调和论”与“革命论”的分歧,潜伏着后来与之关系对立的危机,但直到1921年游欧之前,章士钊是在根本性支持的基础上对《新青年》持建设性批评,分歧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论《狂人日记》修辞策略

在《狂人日记》的审美活动中,与其审人物形象,不如审人物角色;与其审人物形象中的性格美,不如审人物角色话语中所裹挟的思想含量和技术含量;与其审人物的思想,不如审作者的修辞策略。《狂人日记》让读者永远着迷的地方,必然包括它第一次传达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一思想命题以及传达这一思想命题的修辞策略,套一句大家熟透了的话,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体,是“实现的内容”。小说修辞学为我们理解《狂人日记》多方面的诗学因素提供了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