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社会信任的制度比较

制度是社会信任的基础。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了它们不同的制度类型,而由不同的制度类型塑造而成的中西社会信任在传统文化、基础与载体、模式与结构、程度与范围以及理性追求等方面呈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中西社会信任正是依凭这些不同的特点在各自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道德经济又是法制经济,需要基于道德和法制的社会信任作为内在支撑。以制度为基点对中西社会信任进行比较,不仅将进一步推进社会信任理论的研究,而且对于构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支撑的新型的社会信任也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突破差序心态重建食物信任——食品安全背景下的食物策略与食物心态

当前,食品安全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食物体系下消费者对食物质量的不信任.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试图重建食物信任的替代食物策略.这些食物策略表现出经济回嵌社会、食物信任品特性透明化等特征,并客观上构成了差序食物信任的整体社会心态.差序食物信任一方面表明多样化的地方食物策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差序食物信任心态所隐含的倾向乃是个体自保,制度监管被架空,忽视了“监管制度的不力”和“公众对监管制度的不信任”这些根源性问题.因此,重建食物信任在鼓励多样实践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加强食物生产规程和监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信任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实践启示

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现代经济学研究信任问题的最新进展作了理论梳理,包括信任的实质,信任的建立、维持和演化机制,信任水平的决定因素,信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信任问题研究对中国当前社会重建信任机制的启示。     

浅谈基于虚拟社区的电子商务信任形成过程

虚拟社区是网络经济中消费者决策过程展开的社会经济空间,也是网络销售商用于提升电子商务信任的工具.虚拟社区可以划分为社会行动、规章制度、社区认同和技术系统等四个结构要素.电子商务虚拟社区的规章制度和技术系统是消费者决策过程的基础,通过简化复杂性和推敲可能性两种机制影响制度信任,通过社区认同影响情感信任,通过安全性、易用性和社会性影响认知信任.     

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

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市场经济、社会参与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关系”则阻碍这种信任的形成。基于CGSS2005数据,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和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以亲属信任为核心的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具有消极影响;当社会组织成员间信任仍是一种关系信任时,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也呈现出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普遍信任,但同时推动了“关系”的使用,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普遍信任间存在着相反的双向影响。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不仅仅要关注于组织的增长,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给予“跨关系”成员交往更多的支持。     

社会信任度调查

正一直以来,公众的信任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平稳发展、防范社会风险和化解潜在危机的重要指标。在信任理论中,根据交往双方的身份,外在环境中的互动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际互动,发生在人际交往领域,交往对象包括家人、朋友等,催生人际信任;另一类是制度互动,互动对象是制度或者实施制度的代表(比如医生、法官、警察等),互动行为是以制度规范     

论我国社区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对策

现代化进程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同时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文化指向性的变迁过程,这种社会变迁以及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都离不开社区文化的现代化,因此,社区文化的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社区文化的现代化功能表现为经济动力功能、政治导向功能、文化整合功能和社会交往功能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要实现社区文化的现代化功能必须制度创新,建立政府主导机制、社会团体的培养及发展机制和信任机制等,形成主导多元结构,促进社区文化建设。     

国家间信任研究的路径比较:从博弈论到社会网络分析

国家间信任是关乎合作与冲突的重要议题,对不确定的国际体系而言尤为重要。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笔者归纳出国家间信任分析的三种主路径,它们的思路存在较大差异:博弈论从理性选择角度分析信任关系对成本支出的改变,进而影响合作建立与维持;合法化机制一方面从强式制度主义出发解释制度结构对信任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从弱势规范意义上分析了信任与规范、身份的关系,它认为国家选择信任除了利益动机之外还有被社会承认的合法化需要;网络分析则关注社会关系如何孕育信任,"嵌入性"视角试图在宏观与微观分析之间建立"第三条道路"。梳理、评介不同的研究路径有助于促进国际信任研究的发展。     

论信任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社会信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社会信任度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信任危机,致使社会赖以存在的结构要素如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关系要素遭到破坏。为此,应加强伦理道德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社会信任教育、社会舆论监督和宣传作用,以增强社会信任,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     

制度信任与企业家的“道德血脉”

当前,经济领域提出的"企业家的道德血脉"论题遭遇到广泛的信任"寒流",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今中国社会正遭遇结构性信任危机。解开企业家道德之"结"的关键,是制度信任的建立和完善。从企业家的创业治理之"德"看,由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资源利用,标志着企业家创新德性的制度化转型;而企业家的合内外之"道",则涉及制度信任的外部供给和内部生产动机问题。制度信任遵循以法治代替人治、以程序伦理代替实质伦理的逻辑。"企业家"面对众多信任失灵的干扰,唯有回归其"精神"本义,通过企业内部的制度信任开出"企业家道德",或者为企业外部的社会制度信任之建设作出贡献,才能为"企业家道德"正名并重建企业的诚实声誉。     

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

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常常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立足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嵌入性问题.结果显示:第一,"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文化传统"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习惯习俗"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网络—认同机制是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机制.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以非正式制度建设为切入点,不断提升社会认同度,增强社会信任,重塑公共精神.     

当今我国信任危机现象存在的深层原因解析

当今我国信任危机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源于社会的转型变革,加深于社会转型变革导致的人的存在危机和信任制度体制的缺失,而消除的惟一途径只能是积极地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信任保证制度体制,以强化人们对制度性承诺的信任理念意识。     

区块链技术对社会信任模式的影响及所致信任风险的防范

区块链技术作为技术信任的标杆,以其特有的去中心化运作模式赋予技术信任以“强信任感”,使得技术信任超过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但区块链技术在增强高新技术社会信任感、简化人际信任过程、降低人际信任成本的同时,也会由于自身缺陷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风险。技术信任在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信任模式的同时,也会对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信任风险。对此,要加强技术攻关、建立技术标准,重视伦理风险、明确技术道德,构建监管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从这三个层面防范信任风险。     

中国转型期政府信任的生成与变迁机制

中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历史时期,转型期下的民众,一方面根据现代正式制度,采用新的观念模式和行动策略评估政府,一方面又受制于传统人情因素,对政府行为作主观评判。这种状况使得政治信任状态呈现明显的不稳定因素。整合民众、政府及制度等因素,能够解释制度如何通过影响民众对环境的预期及其对政府的判断,最终影响政治信任的基本状态。通过改变分析框架中的制度因素,可以探索当制度发生变迁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状态如何随之变化,由此构建基于制度的政治信任的变迁机制。     

社会信任与现代企业的信用延伸

现代企业的演变过程实际是商业信用的延伸过程 ,在信用的延伸中 ,社会信任起了重要的作用。借用来自社会学的关于意大利的一些实证材料的分析 ,社会信任影响对金融工具的选择 ,只有当社会具有较高的信任程度时 ,证券形式的金融工具才会普遍被人们所持有。否则 ,人们就会选择对社会信任度要求较低的金融工具。社会信任对企业制度安排也具有影响作用 ,信任度较高的社会 ,企业容易制度化 ;而信任度较低的社会 ,企业多采取家族经济模式。这些结论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制度信任与中国企业成长的信任伦理难题

制度信任是以社会中制度之制约为基础的信任。不同文化体系下的企业对环境中信任资源的依赖与融合存在着两种选择:一是向自然情感、血缘、性情、个人声誉和各种属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私人信任靠拢;二是向社会理性建构的并经过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制度信任靠拢。中国企业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受制于外源性制度信任供给不足的影响很大,存在着两大伦理难题:非正式的制度信任遭遇被瓦解的危机,而正式的制度信任尚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企业在后单位制时代面临一系列的内部整合与外部适应过程,其中引起广泛争议的制度信任论题是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的互信合作。     

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

随着信任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信任的含义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越来越复杂。如果回到常理及其文化中来讨论信任,它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可分为无约束机制的信任和有约束机制的信任,并在文化意义上导致信任地带的位移。在中国文化中,信任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发生可疑时而形成的中间地带,可细分为放心关系和信任关系及无信任关系。其划分原因源自中西文化对人性及其社会依赖性的不同假定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偏向或制度性偏向。由此,信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在面对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时体现出的对自己依赖对象所维持的时空性特征。以这种框架来重新处理以往有关中国社会信任研究中的争议和困惑,很多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政治信任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心理.在历时态上,政治信任可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形态,它们的根本分野在于政治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整体社会相契合的是传统色彩浓厚的政治人格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是过渡形态的政治信任,其表现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两种形态的政治信任前后相继,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以上海数据为例

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从宗教归属、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其他机构信任等方面对宗教组织信任进行分析,了解人们对宗教组织信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对相关的研究进行回应。结果显示,与对其它机构的信任相比,民众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宗教归属、社会信任、组织参与和对世俗机构的信任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影响最大;阶层、社会参与也有一定的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