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考疑(三)

《卷一·高帝纪上》至晋陵,与贼前锋将程捍、孙昙等战,一日破贼十二垒。（第４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１月版点校本,下同。）按：“程捍”,《宋书·孔觊传》作“程捍宗”,《南史·孔琳之传附孔觊传》则作“程宗”。《通鉴》卷一三一从《南史》,亦作“程宗”。...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误收诗一则

正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四》(第2511页)收有诗句"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作者归于陈后主(陈叔宝),其所据为《南史·张丽华传》(案:当为《南史·张贵妃传》)。查《南史·张贵妃传》:"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     

唐初史馆略论

二十四史中的《周书》、《隋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南史》、《北史》是唐初贞观年间修撰的,其中前六部又是在史馆中修成的。建立史馆修史制度,是唐太宗最先确立的,以后为历代统治者沿用,成为后世官家修史的固定组织。因此,研究唐初史馆的由来、发展及其特点,对于全面了解史馆制度在史学上的地位是不无意义的。 唐朝以前,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了设馆修史的记载。北魏时曾设置修史局,北齐时改名为史馆,隋文帝和唐高祖都曾命令心腹大臣统领国史修撰。但是,史馆     

延寿修史诚堪赞

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今安阳市)人,唐初著名史学家,历官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符玺郎兼修国史等。李延寿有良才,善著述,他不仅参加了贞观年间官修的《晋书》、《隋书》和《五代史志》的修撰工作,而且还自撰了《太宗政典》、《南史》、《北史》等。《太宗政典》受高宗嘉奖,“咨美直笔,赐其家帛五十缎。”《南史》和《北史》更是李延寿的代表作,是他凝16年心血写成的巨著,经政府获准传世,定为正史。后世编入二十四史。李延寿和他的南、北史颇受后世史学家推重。《旧唐书》的作者刘昫等赞他“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司马光更称《南史》、《北史》为“近世之佳史。”     

钟嵘的诗歌理论

《诗品》的作者钟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于公元468年,卒于518年,和刘勰为同时代人,生活在齐梁时代。《南史》、《梁书》俱有传。齐时为南康王侍郎;梁时,官至西中郎晋安王记室。《诗品》成书年代亦不详,但可推断是在公元513年以后数年间。《南史》本传中说:“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     

《南史》考疑(三)

《南史》考疑(三)@丁福林     

沈炯生卒年考辨

活跃于梁末陈初的沈炯,乃六朝吴兴沈氏继沈约之后的又一以文才名世者,《南史》卷六九“史臣曰”称其“才思之美,足以继踵前衣”。然而,对于他的生卒年,《陈书》卷一九本传(包括《南史》卷六九本传)并无明确记载,仅有下段文字可供推考:初,高祖尝称炯宜居王佐,军国大政,多预谋谟,     

《南齐书》考疑(五)

《卷一·高帝纪上》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启太祖自随,戍沔北,讨樊、邓诸山蛮,破其聚落。(第4页,中华书局1972年1月点校本,下同。)按:《南史·齐本纪上》亦云:“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启帝自随。”今考《宋书》之《文帝纪》、《萧思话传》,《南史·萧思话传》,萧思话元嘉二十年七月为雍州刺史,镇襄阳;二十二年正月,入为侍中,领太子右卫率;二十四年,改领左卫将军;二十五年四月,复为雍州刺史,镇襄阳。则元嘉二十三年时萧思话未尝有镇襄阳之事。由是知此云“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者,或为记年有误,或所记人名有误…     

宫体赋初探

宫体赋初探张丽“宫体”之谓，始自萧梁，虽是指萧纲、萧绎、徐扌离父子、庾肩吾父子等人创作的“辞藻艳发”、“伤于轻靡”（《南史·简文纪》）的淫艳侧丽之诗，然而“宫体所传，且变朝野”（《南史·帝纪论》），“哀思之音，遂移风俗”（魏征《梁论》），时人蜂拥相从...     

新星版《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勘误——兼论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

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公认的研究晚年胡适的必备参考书。该书现有台北联经、北京友谊和新星三个版本。各版本均有不同程度的舛误,新星版的“技术处理”问题尤多。联系是书中胡适关于学术训练和学术规范的种种论述．给人以深思和启迪。     

《三体唐诗》版本考

《三体唐诗》原本无注,或为"四卷"。大德九年(1305),圆至注付梓。今存元刊《唐三体诗说》二十一卷本,应当最接近圆至注原貌。后来又有残缺的二十卷本刊行。元以后,我国版刻的《三体唐诗》主要为圆至注二十卷本系统。至大二年(1309),又有裴庾注本。至少在元代,已出现了两种既有圆至注、又有裴庾注的注本:《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和《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皆三卷,后皆失传,赖日本翻刻本知其原貌。清康熙间,出现了两种删改圆至注二十卷本而成的新注本:盛传敏、王谦《碛砂唐诗》三卷本和高士奇《唐三体诗》六卷本。高氏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后何焯据明内府刊圆至注二十卷本还原、评批朗润堂刊高氏本。何氏批校本于光绪十二年(1886)由泸州盐局朱墨套印出版。     

南诏时期的寻传蛮

寻传蛮源于氐羌民族,属乌蛮种类;唐时为南诏所统,居于南诏国境之西,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一带,与氐羌民族的裸形蛮和百越民族的金齿关系紧密.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过着狩猎的游猎生活,尚处于缓慢发展的原始社会.由于记载寻传蛮的文献不多,从人类学的视阈来检视南诏时期寻传蛮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对乌蛮史的研究提供民族学资料解读方面的范式,而且也可以推进南诏国史研究的新向度.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胡适形象——围绕新诗首创问题的考察

通过梳理1920年代以降数十部文学史著作,可以围绕新诗首创问题,考察、研究胡适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演变.民国文学史大都从晚清“诗界革命”与白话新诗的联系角度,阐释胡适新诗的价值与意义,将胡适定位为新诗首创者;1949年之后,文学史从新型话语生产需要出发,以“阶级论”和“题材决定论”为策略对胡适形象进行反向塑造;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史书写日渐回归学术立场,多在诗歌史意义上肯定胡适新诗倡导与实验的价值,其形象开始被矫正,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更富历史性与学理性的言说.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试论《诗薮》体例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胡应麟的《诗薮》是明代中晚期一部较突出的诗学专著,学界对其研究一直不够,尤其是其体制意义,更是很少人涉及。事实上,《诗薮》在体例、结构、方法等方面建立了批评著作的新标准,对后来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创作影响很大,《诗薮》可以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一部诗歌史著作。     

余英时论胡适

余英时是当代著名文化思想史家,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通过研究余英时对于胡适的评论,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余英时的学术思想.余英时在胡适研究中不仅延续了其一贯的“内在理路”分析法,还运用了多元文化史观分析“五四运动”,运用反证法给胡适的博士学位疑案做了“最终判决”,表现出其史学研究方法和文化观的多元性.     

黄庭坚《念奴娇》(断虹霁雨)词“题记”索隐

黄庭坚《念奴娇》(断虹霁雨)词的“题记”,完整保存于现存的南宋有关文献当中。这一新发现的完整“题记”,不但恢复了“题记”的原貌,可补黄庭坚词集诸本之阙,更能证明《容斋随笔》中所记黄庭坚对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修改并非孤证,而且此修改本只是黄庭坚个人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发表十五年后的一个私人修改稿。     

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的美刺说

宋儒戴溪的《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自我标示为吕祖谦《读诗记》的续作,《诗经》学史也将之归为宋代《诗经》学中的“旧派”作品,若从书名观察,我们会说,戴书的写作目标不外是在为吕书进行补充、修订,或者是延伸的工作,不过,其实栽溪游走于新旧两派之间,《续读诗记》与吕书从里到外,同其血脉精髓者不多戴溪对新旧两种不同的解经路线与观点表现出的是折衷的立场;面对《诗序》,他采取部分接受的态度,《诗序》擅长以美刺说诗,戴溪在这方面的接受度如何,是本文所要考察的目标。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