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改变了对儒学之偏颇认识的同时,亦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在对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清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合理方针的思考。抱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大陆学者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新儒家将儒学阐释为能够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甚至可以救治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从而超越启蒙,超越现代性。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要解构的现代主义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即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从修正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推至对现代性的激进否定。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僭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国内产生影响是当下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脱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语境,对于中国尚处在生成中的现代性具有阻滞作用。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比较

本文认为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的同时 ,也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认真分析它们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对于认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道路有着重要意义     

方东美对现代新儒学审美化方向的探索

在现代新儒学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三个方向中,方东美对艺术化(审美化)方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宇宙本体论中,他揭示了中国哲学、美学中"普遍生命"的艺术性,以之为艺术价值的根源与依据;在人格超升论中,他致力于建构包括诗人品格在内的"综合人格",将艺术精神的主体内在地包含在综合人格建构的努力中。方东美的哲学同时也是一种美学,其哲学探索的主题是追寻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     

中国现代化挑战儒学现代化

传统儒学、现代儒学面临来自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儒学只有顺应历史潮流 ,变换机制 ,转变职能 ,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才能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船山学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方红姣《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序

《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一书于2015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代新儒学与船山思想的相关度为思考的逻辑起点,对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就现代新儒家学者重视船山的原因、关注船山思想的两大基本点、"后牟宗三"时代"批判的新儒家"所提出的"回到船山"等各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展现了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研究的总体逻辑进程,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船山学研究做了比较,资料翔实,视野开阔,是船山学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新儒学研究的里程碑──《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述评

从８０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大陆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这一研究的规模之大、 成果之丰、影响之巨、参与学者之多,在海内外的新儒学研究史上,都是罕见的。方克立先生作为这一研 究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主编了《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三十多种、逾千万字的 论著;使现代新儒家在大陆从绝学成为显学,并在港台和海外产生重大反响,可谓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 首屈一指的代表者。其中．《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作为方先生十年精心致思的结晶．不仅是方克立 教授的一家之言,而且以浓缩的方式集中体现了大陆新儒学研究的基本进程,堪称新儒学研究的里程 碑。 全书收入方先生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６年的论文、演讲、书评、短论、序言等３７篇,分为四组．另有四篇答 记者问作为附录。第一组和第三组侧重于对新儒学的宏观审视和总体把握;第二组带有个案研究的性 质;第四组主要是方先生在研究新儒学的同时所提出的文化主张和哲学理念,特别是对综合创新文化观 的阐扬。     

中国文化精神之探寻——现代新儒家论儒学与宗教

儒学的宗教性成为20世纪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重要议题之一。新儒家在该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运思和见解,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探寻。本文将从哲学理念、本体问题和内在超越等方面阐述现代新儒家的宗教与儒学关系问题,以期对探讨儒学与宗教、儒学与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争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场有哲学与现代新儒学

本文探讨“场有哲学”是否受牟宗三哲学、方东美哲学的影响。之所以要作这方面的探讨 ,不但是因为在自己的著作中唐氏对牟氏有所商榷或批评而对方氏一再称引 ,而且是因为我认为唐氏对牟氏的批评和对方氏的认可 ,恰好揭示了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所体现的一个根本性的路向 ,即由实体主义走向非实体主义。唐氏对牟氏的批评 ,从根本立场上讲 ,就是非实体主义对实体主义的批评。而他对方氏的认可 ,是没有顾及方氏哲学本体论的实体主义性质 ,而仅仅看中了方氏哲学中“机体主义”性质的内容     

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念、困境和根本出路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近百年来儒学研究中的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为影响深远的儒学现代化的尝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路、争论焦点和面临的困境,深入探究儒学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论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意义

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种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既具有思想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其一,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质;其二,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有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其三,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还有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交汇点--从《人心与人生》看梁漱溟晚年思想的变化

《人心与人生》是梁漱溟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在理论上融汇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次尝试。此书的核心概念"人心"是梁漱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在对"意欲"、"直觉"等早期概念扬弃的基础上提出的。他用"主观能动性"来解释"人心",并在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来呈现"人心"的发展史,从而为"人心"的发展找到了现实的根基,这也使梁漱溟晚年的文化观带上了浓重的历史感。     

试析现代新儒学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解读

现代新儒学特别是港台、海外新儒学把毛泽东思想解读为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理解的主要错误有三点:其一,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读为斗争哲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斗争哲学。其二,歪曲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更不是仅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其三,歪曲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无论是传统精英文化还是民间文化,毛泽东思想继承的都是其中的合理成分。     

论儒学的现代走向

儒学既有与现代社会生活相抵触的方面,也有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方面。儒学经过现代转化之后,仍将可以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儒学现代走向的一个向度是现代性,它可以同市场经济兼容,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个向度是民族精神,它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设计了求真、求善、求美、成圣、合群这样一些总体的目标,并且为实现这些目标提出了多种具体的价值理念。在今天,这些理念对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仍可发挥积极的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