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集体行动逻辑与结果——以浙江省H村的一次选举事件为例

H村村民为Y某争取选民资格的选举事件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案例.此案例呈现出的行动轨迹是:危机引发民众创新期待--精英引导与动员--精英主导的村民集体参与行动--实现行动目的.这其中也相应地蕴涵着危机促动的行动发生逻辑、精英主导集体参与的行动运作逻辑、理性参与的策略选择逻辑.H村农民集体行动的结果,不仅实现了直接目标,而且促进了村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诱致了制度创新.本案例表明:底层社会行动在社会变迁和制度创新中具有积极意义,理性化的集体行动是取得制度创新结果的关键.     

村委会选举中私营企业主的竞选行为——以浙江省永康市龙村为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村级民主选举,介入农村政治生活,成为嵌入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在浙江省龙村的村委会选举中,一些私营企业主利用企业网络关系资源,凭借经济实力,依靠派系组织积极参加竞选.在选举中采取了多种拉票策略和营销型的宣传策略,表现出复杂的行为动机,如积累社会资本、奠定政治基础、提高社会地位、实现自身价值等.通过实证分析,应该得出如下结论:参与竞选的农村私营企业主不仅是理性的经济人,而且也是理性的社会人;私营企业主的捐赠行为意在获取民众认同,提高自身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私营企业主的竞争性参与应当激励,但需要规范.     

村委会选举法律基本原则研究

我国村委会选举法律虽然不够完善,但已经确立若干基本原则,并在村委会选举实践中显示出其特定功能。本文认为,村委会选举法律应包括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原则、秘密投票原则和差额竞选原则等基本原则。     

弱选举竞争的形成机制与乡镇干预——基于鄂西Z村的个案考察

民主选举制度并不必然带来村庄选举的强竞争。实地调研发现,村庄选举的弱竞争构成了中国绝大部分村庄选举的主导样态。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的去精英化、村庄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村庄公共利益与村民个体利益的弱关联化,是形成村庄选举弱竞争状态的主要原因。村庄选举的弱竞争可能造成村庄有效治理主体无法生成。为了保证村庄治理队伍的有序更替,乡镇往往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后备干部遴选机制、非正式的村干部退休机制、村干部待遇提高与晋升机制对村庄选举进行干预。但这些机制又带来了村民自治消解、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意外后果。因此,如何平衡乡镇干预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村民自治中的乡村政治人——以陕北S村为例

村民自治中从对乡村事务的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层面来说,现阶段可划分为在职政治人、在野政治人和无政治阶层(普通村民)。在职政治人是影响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他们对村民自治发挥着支撑作用,对广大村民能够起动员和引领作用,因此必须把他们培育和塑造成现代乡村政治人,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的目标。     

直击江西省第七届村(居)委会选举试点

2008年是江西省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年。该省第七届村(居)委班子的选举工作将从2008年9月开始,至2009年2月底前结束。选举期间,将按照法定程序,民主选举产生新一届村(居)委会班子;推选产生新一届村(居)民代表,组成新一届村(居)民代表会议;健全村(居)委会下设     

欠发达地区基层选举的思考

村民委员会是我国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8年以来试点的村委会直选,迄今已实行22年。2010年8月20日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在江西省首先尝试了镇党委副书记公推直选。     

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基于民政部全国村民自治抽样调查的分析

基于民政部2005年的全国村民自治现状抽样调查数据,对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显著地提高了村治效果;村支书在村委会兼任主任或副主任对村治效果没有显著影响,但兼任一般委员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一般委员是村支书的最优兼职模式。这一结论对于恰当处理农村两委关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也从实证角度对两委合一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完善我国人大选举监督机制的思路——以衡阳破坏选举案为例

选举权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选举权的有效行使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但当前选举制度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大代表竞选制度、选民监督缺陷问题以及代表候选人的监督制度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须以问题为导向,从保障选举过程中的公正公开,建立多元化的选举监督机制以及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入手。     

村务腐败、农民上访治理之策:规范村委选举——基于J省40个村的调查分析

村务腐败是困扰乡村的治理性难题。基于J省40村研究发现,当前村务腐败比较普遍,类型主要为"巧立名目型"腐败、"政策投机型"腐败等。村务腐败与村级权力过于集中、村务管理制度长期得不到落实有关,深层次地与村委会选举的不规范相连。村务腐败不仅阻碍乡村的良性治理,而且还会引发农民上访,进而动摇乡村社会稳定基础,造成合法性资源的流失。治理村务腐败基础性工作在于规范村委会选举,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乡村关系。     

民主监督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广东省蕉岭村务监督制度的实践为例

自2007年起,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纪委创造性地在当地开展＂村务监事会＂试点工作,使得监事会对村务的监督权得以落实并形成与决策权、执行权分列的村级＂三权分立＂状态,增强了村委会的公信力,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蕉岭县的村务监督工作制度和实践经验,对指导当前村级民主发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预防村官腐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维护群众利益、保证新农村建设顺利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实践证明,村务监事会今后还应在规范监事会的监督权力来源、监督流程、建立对监事会监督工作的评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以南京市六合区"赵坝农民议会"为例

近年来中国农村实行村组合并,行政村因管理范围扩大而出现组织管理不适应、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社会组织断裂等问题.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新光村赵坝组的农民,在自然村创建自治性组织--"农民议会",管理本村公共事务.这有效地整合了民间治理资源,构建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新型组织载体."农民议会"将村民自治制度从行政村下延到自然村,扩大了村民自治的范围,弥合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断层,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组织建设做了有益的探索.     

城市公用事业的管制与竞争研究——以北京市燃气行业为例

城市公用事业的经济技术特征决定了其自然垄断的性质,由此产生了对它的政府管制。而城市公用事业的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引起其自然垄断边界的变化,进一步,又会引起政府管制边界的变化,导致了政府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北京市燃气产业管制与竞争改革的思路是:非垄断业务的拆分和引入竞争,产权多元化与国有民营,政府管制体制的完善。     

村民政治参与度低的成因及解决对策--以顺德一农村"村民自治"情况的实地调查为例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有赖于村民的政治参与.广东省顺德市一农村的"村民自治"情况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接受教育程度偏低、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和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我国农村村民政治参与度低的成因.解决的途径在于发展经济,努力提高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加大教育投入,消除文化上的贫困阶层;培养村民具有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素质;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保证政治参与渠道宽阔畅通.     

改革后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妇女政治精英构成的变化--以浙江省C市T镇T村为例

经济体制改革前 ,中国农村工业化对农村政治精英的构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经济因素在政治精英构成中的作用趋强。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农村政治精英一部分的妇女政治精英的状况所发生的变化却很少受到关注。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 ,运用访谈和个案分析的方法 ,着重论述农村工业化对农村妇女政治精英构成的影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在农村政治精英转变的问题上 ,性别差异依旧显著。农村妇女政治精英构成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变化有其自身的特点 ,农村妇女政治精英仍旧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过度竞争与比较优势——以中国纺织品出口市场为例

近年来,中国纺织行业存在的过度竞争已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然而,过度竞争与比较优势之间存在着何种内在联系,尚未得到完全的揭示.本文首先通过实证研究,采用市场集中度指标,检验了纺织业出口市场过度竞争的现状,发现目前出口市场集中度低,过度竞争较为严重;同时,本文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标,得出近年纺织品比较优势大体下降的结论;最后,通过实证检验,对低寡头垄断时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不够、注重眼前利益、品牌培育不足等因素进行剖析,从而论证了过度竞争带来纺织品出口比较优势的下降.     

中国数字贸易规制的现状、挑战及重塑——以竞争中立原则为中心

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分析方法为代表的数字贸易,不仅严重冲击了传统经营模式,而且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国正确审视世界经济最新发展,提出"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战略发展目标,依托以"互联网+"为主的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制制度和政策,在短期内实现了中国数字贸易升级换代。数字经济的颠覆性创新和动态性发展特征决定了数字贸易更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伴随着法治中国的推进,数字贸易规制相关立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公平竞争维护力度不足、监管体制不完全适应数字贸易公平竞争发展需要、国内外数字贸易规则对接不准等问题。中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归根结底是现有规制制度体系中的原则选择问题。因此,有必要创新现行数字贸易的规制制度,建构以竞争中立为指导原则的竞争导向型监管路径。     

农民合作的结构性力量之形成——以胡村合作社为例

农民合作组织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以河南兰考县胡村合作社为例,要想推进偏远落后地区农民合作组织的形成,应该发挥结构性外力的作用,动员村"两委"的支持和参与,培养村庄能人成为合作组织的骨干和领导者,并通过"选择性非经济激励"的办法和在当地能够奏效的"土"办法提高农民觉悟,从而使合作组织不断获得完善和发展。     

大国博弈、次区域权力竞争与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以泰国、越南为案例

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大国竞争的区域化及中国推进区域合作的需求等现实问题折射出深入研究区域的必要性。本文以泰国、越南竞争为主线,勾勒了中南半岛地区有别于域外大国竞争的次区域合作竞争景象,阐释了泰国、越南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竞争的机制和表征。次区域强国的自身定位与国内发展利益差异是推动泰、越两国次区域合作竞争的核心变量,而大国博弈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在机制层面的竞争关系。文章以三河流域机制与柬老越三角、湄公河委员会以及沙耶武里大坝为案例,验证了提出的竞争框架。泰国、越南的竞争反映了域内国家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的角色差异,折射出次区域合作层次互动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