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气动静说探析

朱熹吸收二程、张载和周敦颐的思想资源,在将本体论意义的＂理＂、＂道＂与含具宇宙生成论意义的＂太极＂融合而纳入自己的体系时,对太极之理究竟能否活动的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曲折。从理本论思想的演变和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考虑,朱熹在理气动静问题上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牟宗三对朱熹太极之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批评揭示了朱熹理气关系解释的思想特点,但同时这种批评也偏于一隅,与朱熹思想的实际是不相符的。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生态伦理把传统的人与社会道德范畴扩展到人与自然道德范畴,它提出人对自然界生命的尊重和责任,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理性批判。儒家思想自古就包含着原初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在宋明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朱熹丰富发展了生态伦理思想,他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地生态伦理思想,例如以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理一分殊是格物致知的理论依据,格物致知是理一分殊的实践原则与方法,以“公而仁,仁而万物一体”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提出以生论仁,仁作为“心之德,爱之理”以及仁的实现是一个克去私而后公,公而后仁,仁然后万物一体的过程。这些都符合今天的生态伦理、以人为本等社会倡导,因而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从《朱子哲学研究》相关探讨的不足与限度谈起

学界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为典范代表的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探讨大都遗漏掉了"理气问题为何决定着理一分殊问题"这一关键发问,因此导致了诸多耽搁。《朱子哲学研究》的理一分殊专题研究存在两类问题:其一,该研究始终只是在试图解析理一分殊问题的"复杂性"(含义),而没有真正思考该问题的"重要性"(意义);其二,该研究对理一分殊问题的义理分析未能真正阐明理一分殊问题与理气问题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朱熹的理气问题乃是理之二重性问题,是终极视野中的"同一与差异"问题,故其必然决定了理一分殊问题在不同向度上的含义与意义。理一分殊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暗示出,理气问题如同通过其二重性思辨而构筑了一条关键道路,"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问题乃是这同一道路的不同展示方式。所以,使得朱子成为古典中国最具严格哲思品性的独一无二之思想家的关键,就在于其对"理之二重性"的精思细证与丰富阐释。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问题视野中对这种二重性展开思辨,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真正透视,进而将引领我们重新领悟在本己哲思道路上的处境与未来。     

试论李栗谷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栗谷性理学的核心。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可以说栗谷思想是对朱熹和退溪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在东亚学术发展史上,理学宗师朱熹对理气问题作了周密、完整的论述,韩国性理学大师李退溪在继承朱熹理气观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而栗谷的理气思想则是在继承这两位前辈学者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     

论程朱理学之异同

过去的学术界通常将程朱理学不作区分。程朱理学究竟有哪些同与异?二者的共同处在于将"理"视为某种超越于经验的、绝对的存在,它是某类事物的所以然者或自性。在程朱看来,宇宙是一个整体性存在,宇宙整体的生存之道便是天理或公道,这个天理或公道便是仁。这是他们的一致处。不同处在于,二程之理只有公理、天理,它不仅是宇宙之理,也是万物之理,即万物分有了同一个天理;朱熹则认为宇宙不仅有天理、公道,而且每类事物包括无生意的种类都有自己的理,世上不仅有公理,而且有不同的别理。这是二程理学所没有的观点。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罗钦顺的心性论与其理气观的内在联系

罗钦顺从气本论出发,把"理一分殊"作为世界的统一性的基本原理,并形成其固定的思维模式.表现在心性论中,虽与朱子学不能完全相剥离,但也并非完全以朱子之说为模版,他的理气观一定程度上在心性论中得到了贯彻和落实.如对人性二元的化解,性情、理欲的统一,都是他的一元论思维模式的具体体现.     

试析王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兼与朱熹理学比较

王阳明发现了朱子之学对“体用一源”的割裂,并从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困境中走出来,他否定了朱熹所主张的分殊于事事物物之“殊理”的存在,承认事事物物只能是天理的发用流行,即提出自己的“天理发用”思想。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既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根源,亦是“心即理”哲学命题的归宿。     

朱熹哲学的内在矛盾

朱熹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却在诸多哲学问题上存在着某些不足。在鬼神观上,他认为鬼神是气,是形而下者;在人性论上,他认为恶来源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便没有了地位;在道气观上,朱熹主张道是体是用。用便是气之流行。道气之间或别或合,不一而定。造成朱熹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理气二元观,即万物不仅有理本,而且还有气本。朱熹强调理气之间的统一性,却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即理不仅离不开气,而且还是气的某个特殊部分。理便是气,这才是正确的理气观。     

论朱熹的文学史观

一文学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人对此早已有所认识。但由于儒家的思想体系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 ,所以人们往往并不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而进步的 ,甚至宣称时代越晚 ,文学就越是浇薄衰弱。宋代理学家基本上就持这种观点 ,在他们看来 ,世间最好的文字就是儒家经典 ,而后世的文学则越来越华而不实 ,越来越迷失方向。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他的观点是我们考察宋代理学家文论的基准点。首先 ,朱熹认为文学技巧随时代的推进而不断发展 ,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意味着文学的进步 ,却反而使文学越来越萎靡不振。先看《朱子语类》中几则关于散文的语录…     

论朱子之“理”的内在二重性

自然科学是经由范畴、方法乃至价值取向为中介来实现对哲学的影响。朱子之“理”的内在二重性就因自然科学的影响而被凸显与强化,其蕴藏着裂变朱熹理学体系的潜在可能,并成为朱子后学分化的内在根源。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

朱熹在诠解儒家经典文本时所运用的体验诠释方法,既是求得圣人之心的心理诠释,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力行践履,是反求诸己的切己体察工夫.朱熹的体验诠释立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是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语言诠释的超越,体现了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质,也反映了朱熹与西方诠释学家对体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诠释目的诉求.     

论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的批判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宗崇朱熹.本文从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质疑和批判的视角,对此提出驳议.黄道周将汉儒纳入道统谱系,否定了朱熹道统说中的真空阶段;通过对理学家人性论的质疑,削弱了宋儒在道统中的地位;通过对“四书”作为“道”之文本载体的质疑,瓦解了朱熹道统说的基础.黄道周主张以“仁”代“心”,从易学角度推算出客观的道统之“统”,坚持以“六经”为道统之“道”的载体,凸显了自家之学在道统中的合理地位.     

朱熹思想中的“天理”和“人欲”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天理＂是终极的善,而＂人欲＂遮蔽了人们对＂天理＂的探求;只有抛开＂人欲＂之私,才能达到＂天理＂的至上境界。     

论朱子诠释学中的“理”路

朱子诠释学是在"理一分殊"的大框架下,逐步系统展开的。朱熹认为,"物理"是万物之理,是所有事物得以存在的依据,亦是所有事物在分享"理一"后具体的呈现;"文理"是文本之理,它是经典对万物之理的承载,既体现于文本结构的脉络、文义中,又表露于圣贤文字、语句所蕴藏的义理之中。在文本诠释中,"物理""文理"必须相互关联,彼此统一。其最终要达成的效果是,经典要义的理解必须基于意义的理解,在文理逻辑的推动下呈现,而多元化文本的意义理解又必统摄于单一物理的理解之下。可以说,"物理""文理"恰似"对子",对之关系的正确理解是后人把握朱熹诠释理论架构的关键之匙。     

朱子论“二气之良能”

朱子用阴阳二气去解释"鬼神"。鬼神是"二气之良能","屈伸"是"二气之良能"的重要表现。鬼为阴、为屈,神为阳、为伸,良能体现的是二气能屈伸、会屈伸,良能强调二气自然能屈伸。良能突出了气的能动性,这一能动性在朱子那里表现得十分复杂,屈中可以有伸,伸中也可以有屈,屈伸的复杂性展现了二气的"灵"。气的屈伸的复杂性也造成了鬼神的不同分类,我们可以从气的屈伸状态理解朱子对鬼神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