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挽颓风大改良”——关于清末满族英杰汪笑侬、英敛之

清末满族英杰汪笑侬、英敛之,是最先将毕生精力,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及文学伟业结合起来的满族人.他们各自的社会理念与文化作为不尽相同,却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小视的功绩.     

中国满族剪纸文化产业研究——以本溪满族剪纸文化产业为例

剪纸作为满族的文化特征,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溪作为满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满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独树一帜,在满族剪纸文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呈现了良好态势,但也存在着剪纸文化产品特色不明显;产业与城市资源特点联系不够密切;对外宣传和营销相对滞后;缺乏高层次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等中国满族剪纸产业共性和特性的问题。继续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增加融资渠道、扩大融资比重;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创新剪纸题材,彰显"异文化"特色;加强对外文化推介及贸易拓展;把剪纸文化产业纳入全市及区域产业发展格局等无疑是发展中国满族剪纸文化产业的有效途径。     

论清末黑龙江中学教育初创——以黑龙江省中学堂为例

兴办近代中学教育是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黑龙江省中学堂是黑龙江近代以来第一所省立中学堂,对于近代教育相对落后的黑龙江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建立、发展以及自身的局限性在清末黑龙江中学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性。黑龙江省中学堂是清末黑龙江中学教育初创的一个很好的缩影。     

清末“急务”与“本源”的失调——以鸦片禁政期间的财政窘况为背景

清末新政时期的编练新军和振兴实业分别被谕旨称为“急务”和“本源”,这是新政时期国家振兴的重要国策。两项国策的推行均需要有大量的财政投入。由于推行鸦片禁政,国产和进口鸦片税厘大幅度缩减,影响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拓展。在清廷的督催下,练兵新政不断得到强化,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大项,这必然导致振兴实业因缺少足够的资金注入和宽松的税收环境而举步维艰。尤其是在制定国家预算的过程中,海陆军经费占据了国家财政预算相当高的比例,振兴实业这一国策在财政预算中并未明显地体现出来,形成了练兵“急务”突出,而实业“本源”却不断弱化的现实,两者在财政困绌条件下事实上处于“失衡”状态。朝野各方由此对军政失调、过分突出军备的倾向颇有微词,尤以各种报章的批评言论最为尖锐,国外人士对清廷推行新政中本末倒置现象的批评性观点也通过各种途径体现出来。清亡的原因也可借此得到一定的解释。     

清末新政十年间工商业的发展——以山东济南为例

工商业为工业和商业的统称。清末十年,在全国新政的浪潮中,山东实行的新政颇有成效,济南开埠可以说是山东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政中,胶济铁路和济南商埠开设促进了济南工商业的发展,一大批近代新式工商业开始出现,对济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济南由传统的政治消费型城市向现代工商业新城转变,济南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逐渐成为华北的经济中心之一。     

蒙古族和满族天女型族源神话比较——以蒙古族《天女之惠》和满族《长白仙女》为例

从母题和主题相似性、仙女山湖受孕、诞育男孩、鸟的帮助指引等方面对蒙古族《天女之惠》和满族《长白仙女》族源神话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族源神话与先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宗教、习俗、心理、思维方式,以及民族交流融合息息相关,是神祗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果,表现了蒙古族和满族先人们对宇宙、人类起源神圣的记忆、认识和理解.     

清末新政“图强而速患”的悖论——以农民抗捐税斗争为中心

清末十年,伴随清政府新政的日益展开,农民不仅承受极其沉重的捐税负担,而且遭受官绅敲骨吸髓般逼缴和剥削,必然对新政持反对态度,进而接连不断地掀起抗捐税斗争。农民抗捐税斗争对新政造成严重的冲击,大大动摇和瓦解了清朝统治,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恶性互动的集中体现。进一步考察,则反映出作为清朝图强之举的新政逐步沦为“速乱之导线”,时人所忧惧的“图强而速患”实难避免。     

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教育思想述略——以“东游日记”为中心

甲午战败后,清朝大批官绅为“救亡图存”赴日考察教育.在日本考察期间,他们积极地吸收西方和日本的教育思想,促进了自身教育观念的更新,主张建立完整新式教育体系,推广国民教育和提倡实业教育.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教育思想仍带有急功近利和保守的色彩.     

清末民初士人命运与时代悲慨——以《申报》“了青”事件为核心

了青是《申报·自由谈》1912-1914年间的一名普通作者,但他的逝世却引起海内外士人的广泛关注.了青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申报》上成为一个公众传播事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了青境遇所折射出的清末民初广大士子文人的命运悲剧和深刻的时代悲慨.     

清末教育改革视野下地方士绅流动与分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背景下,地方士绅阶层的职业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流动、分化,基层士绅为谋取新的社会职业出路,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新的教育制度体系之中,而此种纳入又使新式学堂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旧式色彩,呈现明显的新旧杂糅特点。随着学务行政机构的设立以及新式学堂大量建立,因办学务而产生了新的社会权力资源,使得新旧权力者通过新的教育学制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呈现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中地方乡绅阶层发生比较大的权力转移。清末教育改革开始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秩序通过科举制的流动模式,自此知识分子读书不再单纯是为了跨越等级完成身份的变迁,还具有了新的职业选择的功能,而这种新的职业流动与分化事实上推动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为后来民国时期新型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与教育基础。这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在如何体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代“文明论”的兴起与清末小说中关于“文明”的歧见—— 以《瓜分惨祸预言记》和《新石头记》为例

近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大变化在于其内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近代价值观变化的第一次大潮表现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论的兴起,它颠覆了中国人既往对于“文明”和“野蛮”的理解和判断,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及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瓜分惨祸预言记》与《新石头记》都以其对“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来与时代对话,前者认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观,为中国设计、想象了一条通过自身主动的“文明化”来免于灭亡的途径;后者则延续了传统德本论的文明观,向往一种德力兼胜、始终由道德来统摄一切的“真文明”,并以此来超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力本论倾向。这两种对于文明的理解和想象都存在着各自的洞见和盲区,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将文明作为一种未完成的目标而非已固化的现实来进行重新理解和思考。     

论品牌的成长与丰满——以“动感地带”品牌为例

品牌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品牌树立起来后,品牌经营者需要因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对品牌进行审时度势的深化和丰满。而这种深化和丰满往往比品牌的初创更加困难,也更值得我们重视。本文通过对“动感地带”品牌建设过程的梳理和现状分析,针对性地提出了深化品牌、丰满品牌的各种措施,以此探讨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和规律。     

叙述者的“无我之境”谫论——以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为例

根据叙述方位和叙述角度的不同,中国古典诗歌的叙述者大致可分为同事件外转、同事件内转、异事件内转和异事件外转等类型。同事件叙述者既可外转进入所叙之事,亦可内转而抒情;异事件叙述者虽不参与所叙之事,常采取旁观者外转姿态,但人格填充的人物聚焦则又可内转而抒情。这四类叙述者大体呈现从有我到无我的层次化运动过程。因此,诗歌叙述者的差异性存在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并梳理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具体内涵。     

清末民初直隶中部的“市镇交易圈”——以晋商的多地赶会为视角的考察

清末民初时期,包括二三月份举行庙会的位伯镇、三四月份举行庙会的鄚州镇、五六月份举行庙会的辛集镇在内,直隶中部的同层次、同类型的若干市镇之间存在着商业联系。本文以晋商万聚恒等夏布庄为代表的专业商人,多地赶会的销售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其间的商业联系影响到了直隶若干市镇之间“交易圈”的形成。这种横向的联系表现为市镇庙会的交易时间相继、交易空间相近、交易主体相似,以及在大宗商品的流通、购销资金的调拨、商业信用的结算等方面的整体性。这种协同性和整体性反映出直隶商业的地方特色——“市镇交易圈”。并且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市镇交易圈”及其庙会市场的交易习惯也凸显了其自身的稳定性。     

对“满人汉化”的思考——以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设立及裁撤个案为例

关于"满人汉化"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着诸多分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承认汉化"和"反对汉化"两种截然不同以及由此产生"折中"的几种观点。从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裁撤以及汉学的再设立这一个案的视角分析,传统的"汉化"观点是正确的,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清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曾经建立过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相比,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地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学习汉文化和保留本民族的长处。清政权之所以能够统治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华帝国近三个世纪之久,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否认汉化,就无法解释清王朝入关以后的陵寝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确立,进而也就无法解释整个清王朝的历史。满汉文化尽管在最初接触时发生了某些冲突和碰撞,但最终的结局还是走向了融合,而且这种融合是在清朝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过程中完成的。满族文化这股新鲜血液在与汉族文化交融后,为丰富中华灿烂的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跨文化”视阈下近代染织设计嬗变——以陈之佛为例

受西方艺术运动思潮影响,近代中国在西方各国的文化输入与国内染织设计需求的外因内需共同作用下,染织设计与图案学体系在继承中国传统造物精神基础上参照西方现代设计理论,在探索中逐步创新形成中国本土化染织设计与图案学体系。以陈之佛为例,通过研究陈之佛近代染织设计图稿、相关教材与报纸文稿、尚美图案馆等相关实物资料,总结出在受“跨文化”影响下染织设计从初始借鉴、融合吸收再到逐步探索创新的嬗变过程,设计范式从适应传统手工业模式逐渐转变为服务于机械化生产,同时也开始注重美育与图案科教学以培养独立设计人才。这种既吸纳西方设计思想又继承中国传统“民族性”文化的模式创新对现代设计发展创新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为新时代“中国风格”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     

论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突破“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以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来自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的调研显示,自然环境限制性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力太小、农村经济积累不足、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不高等保障性因素的不利作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发展困境".因此,只有摆脱障碍性因素的制约,逾越"发展困境",完成新农村建设所必需的基础积累,创新发展模式才能取得建设实效,形成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的发展局面.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支撑体系的构筑——以江西省为例

城市化通常是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相联系的。新世纪以来,江西的城市化水平跨上了新的台阶,有力地促进了江西经济和社会健康快速发展。但江西的城市化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江西的城市化率滞后于全国的城市化平均水平。本文认为,要迅速提高江西的城市化水平,加速城市化进程,必须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构筑城市发展的支撑体系。     

论原始宗教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影响——以“绝地天通”“铸鼎象物”为例

原始宗教与古代文明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不显得密切,因此,不被重视。然而,在古代中国,原始宗教不仅催化了文明的起源,还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此外,原始宗教还造就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影响了史诗、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发展,推动了天文历法的繁荣,等等。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需要全面展开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