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再造，公民社会浪潮与中国公共组织改革

公共组织是在社会公众隐含的、疏散的、泛化的委托授权下 ,作为单一的、长期的、非市场选择性的代理组织存在和运作的。“政府公共组织”与“民间公共组织”是两种基本的公共组织形态。现代公共组织变革与整合的基本趋向 ,简单地说 ,就是 :通过市场化、民营化的“政府再造” ,积极培育“公民社会” ,来建立“小政府 ,大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     

河北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与发展的路径

“政府支持平台、平台服务企业”正成为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对河北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与发展特点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就强化和细化政府在平台建设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推进河北省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与发展作了初步探索.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除了适当的政府公共支出问题政策外,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高效率的政府支出结构.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支出总量和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我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中,产出弹性最高的分别为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科研支出,其次是政府关于文教卫生方面的支出,而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全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已经超出最优水平,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则尚未达到我国公共支出规模的最优水平,还有上升的空间.     

转轨中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价值与途径

结合中国的转轨实践,本文尝试从义理性的角度解释公共物品的性质,推理出服务型政府公共物品供给责任的内生性,并解释其正在或潜在的对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影响.服务型政府公共行动的中心应该是提供更多公共物品,以促进马克思主义语境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公共管理体系与公共道德体系初探

对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来说,公共管理与公共道德都是须臾不可缺少的。然而,什么是公共管理,什么是公共道德,如何构建公共管理与公共道德体系,这在我国学术界和现实社会生活中还是一个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本文认为公共管理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未来发展形式或形态,它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构成,其中以政府为本位的公共管理仍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起着关键或核心作用。公共管理体系决定着公共道德体系,公共道德体系由“宏观公共道德”和“微观公共道德”构成,其中政府行政道德或政府公共道德在公共道德体系中起着率先垂范的作用。     

农村公共物品内生性供给的制约因素及其消解

农村公共物品的内生性供给是指为了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快速的发展和改善日常生产、生活环境,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农民以个体形式或组织化形式自主整合自身及其外部环境中的各种资源,有针对性地供给其所需的公共物品的行为与过程。当前,农民的公共性需求与私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乡村自治系统的功能性限制和政府治理的不合理影响是制约农村公共物品内生性供给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提升农村村民的公共意识、完善乡村自治系统和改善政府治理。     

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逻辑

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空间视野中,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体制演进,公共领域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逻辑包括三层涵义：（1）民间公共组织的生成机制,即“自上而下”的体制内途径、“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途径、体制内途径与体制外途径的融合;（2）民间公共组织演进的动力机制,即外部动力机制、内部动力机制;（3）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路径,即组织发展模式选择、治理机制变革。组织产生、组织发展动力、组织发展事实构成了民间公共组织演进逻辑的三个重要方面。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失范成因的实证分析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行为容易失范,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其原因在于利益驱动与公共权力的流失,新旧体制摩擦和行为规范“断层”,传统的制约机制难以发挥最大效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尚不健全,加之道德约束乏力和历史文化原因,导致政府行为失范。为有效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当前必须加强行政立法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改革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强化行政监督,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政府行为规范化建设问题。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公务员职位职责治理框架研究

政府绩效评估及管理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政府治理方式.绩效管理的对象是“事”和“组织”,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管理.公务员是治国理政的主体,对公务员履职行为进行评估与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由事到人”的逻辑延伸.对此,应避免政府绩效管理“重事轻人”的倾向,根据我国国情,将政府绩效管理与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公务员法定职责紧密结合,构建以“公务员职位职责规范”为基础的治理框架.     

公共行政中的治理——公共治理的概念厘析

治理是一个年轻、不成熟、内容庞杂的理论,公共行政学者意欲进行治理研究,首要的是对公共行政中的治理进行概念的界定和厘析。在分析完治理兴起的实践背景与思想背景之后,本文将公共行政中的治理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网络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该定义突出了自组织网络治理的重要性、政府的“元治理”作用以及政府与自组织网络之间的合作互动。同时,为了廓清公共治理的外延,本文分别对比了公共治理与统治、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两对容易混淆的概念。就公共治理与统治而言,它们的区别在于自组织秩序和统治秩序、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单中心控制与多中心治理等三组相互对立的范畴;就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扩展和深化。     

从“凯恩斯效应”到“阿米曲线”——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转向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两者关系的传统研究往往以线性假定为基础,所以实证结果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促使研究者从非线性角度重新审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巴罗法则”在内生增长框架内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倒“U”关系.而“Armey曲线”不仅非常直观地表达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同时还指出这种非对称关系的非对称性质,具有很强的总结性和政策指导意义.     

建立公共环境建设特区的理论与实践--寻求解决就业问题的新思路

公共环境建设特区是在市场经济大背景的局部地区和特殊条件下,通过政府行政组织的方式,以解决就业问题和公共环境建设方面的问题为目的的生产组织形式.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通过政府实施经济政策引导市场解决就业问题还有困难.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以公共环境建设特区的形式,由政府行政组织安排就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就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可以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理想线”上的选择: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演化率及其实现

从路径依赖理论的数学推演来看,政府机构改革中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这就可能导致蹈入低效率路径并产生“锁定”效应,要避免“锁定”,就需要在机构改革的“理想线”上行事.以先动优势考量,OECD国家机构改革展现了一种接近理想线的规律:作为决策者,政府组织拥有掌控国家权力的绝对权威,但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政府组织只是一种选择,它可以采用商业企业所用的组织形式;现代政府组织的基本形式由“大部”+“公法行政管理部门”+“私法实体”+“其他”构成;变革的精髓在于实现从命令链控制的“政治部”向“绩效链”监督的“公共组织”转变.我国在进一步的机构改革中应该遵循这些规律而动.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

如何界定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公共危机管理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国家本质、人权保护、服务型政府,以及政府的职能与能力等方面论述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对政府责任、企业责任和其他组织的责任进行了界定,对政府责任的层次进行了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利用斜率关联模型求解的一种新方法

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存在着负相关、正相关和不相关三种观点;利用斜率关联模型,以中国1996-2003年为样本区间,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不仅与我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及其经济增长的趋势实际完全吻合,而且说明我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仍有继续扩大的空间.     

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提供公共物品的非营利组织,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织之一。这类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资金。政府通过征税获取资金以提供公共物品,企业通过市场交换获取收益以生产商品或服务,非营利组织则主要依靠人们的自愿捐赠获得资金以提供公共物品。国外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要解决我国非营利组织资金短缺的问题,必须强化政府资助力度,有效激励私人捐赠,改革彩票发行体制,积极培养公民对公益事业的赞助意识。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新困境的内在机理探究——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

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效应、同构学习效应和规模成本效应等三种自我强化机制所形成的正式制度路径依赖,意识形态刚性、集团利益冲突和适应性预期等三种自我强化机制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的双重“锁定”,以及多元利益主体的互动博弈都引致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新的内在困境.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输入,政府需明确信息管理主体及其权力边界,形成对公共需求变化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从而打破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的路径锁定,形成制度创新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需不断创新政府短效推动的监督机制,用司法效力作为法制长效推动的审查标准,促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新切实满足和保障公民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