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

稳定而有活力的村庄秩序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资源与市场的限制使得中国无法走先发现代化国家同类型的道路,故而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以文化重建为主要内容的村庄建设。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内在缺陷是缺少群众参与性文化组织及其动员机制,培育这种组织与动员机制是中国通过另一类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也是乡村文化重建的核心内涵所在。     

论毛泽东的农村城市化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三农”问题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更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难题。毛泽东为解决“三农”问题,明确提出农村必须走城市化的道路,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给后人留下可吸取的教训。当前,实现农村城市化依然是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应该以毛泽东的成功经验为基础,避免他在此问题上曾经犯过的错误,实现中国农村城市化、现代化,进而实现全国的现代化。     

“三化”融合与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本文针对当前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村镇空间“趋紧”和形式“趋近”、优势要素“逆流”与人口“回流”、惠农政策“给力”与产业联动“乏力”、现代农业规模经营“高效”与农户分散经营“低效”等不协调问题,从“三化”融合角度,提出了优化村镇空间布局、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三产互动、建设特色村庄等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这种组织化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笔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概念,为村庄研究增添了“走向终结型的村社共同体”类型。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与村社集体养老应对——以浙江省H县调研为例

如何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有两种不同思路,主流思路是通过城乡统筹来一并解决城乡养老问题,最主要的主张是通过缴纳养老保险,年老时依靠养老金养老。但是,这种依靠账户养老的思路在讨论农村人口老龄化时,存在无法回应两个特别关键问题的缺陷：一是将农村老年人都当作社会负担,忽视了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仍然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者的现实;二是脱离村社这个不离土的熟人社会来讨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恰当的。文章以浙江省H县村庄养老院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及村社养老的优势及内在逻辑,认为发展基于村社的集体养老,将能有效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未富先老的难题,并进一步提出国家应当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大力支持不离村的农村养老政策建议。     

流动性、现代性与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基于CLDS2016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年调查数据,考察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的流动性及其现代化进程对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村庄的流动性与现代化进程与村庄建设意愿显著相关,并影响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第二,农村居民的现代性不断增强,个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乡土性逐渐衰弱,导致乡村建设参与意愿下降;第三,流动农民工中的返乡村民有着更强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实证结果表明,乡村的流行性和现代化过程对村庄公共精神的影响是复杂的,要实现乡村的重新整合,既要继续乡村的现代化,实现村庄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又要促进流动农民工返乡就业,从而重建社区共同体。     

农村城市化: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农村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农村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三者齐驱并驾,才能相得益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城市化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成为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农村城市化的影响和作用 自上而下的城市化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两种相对的城市化模式。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动力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成为主流。农村城市化涉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因而对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首先,农村城市化可弱化乃至消除城乡二元分…     

市场经济中的伦理共同体——关于韩村河的个案研究

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着一类特殊的文化现象--市场经济中的村庄公社,韩村河即为其中一例,其特点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依然坚持集体产权、公社化道路.本文通过调查发现,村庄公社其本质是建基于乡土伦理基础之上的共同体,并通过村庄精英的作用、"外圆内方"式的独特运作机制得以维系.     

人口流动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化

大量的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未能实现流动人口的城市化,相反,却导致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分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走西方式的城市化道路,在扫清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障碍的同时,可选择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即农村的城镇化与城市的城市化两条腿走的道路。人口流动是解读中国城市化与农村社会分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的钥匙。     

村庄共同体视域下合作社一体化模式的合法性分析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倡导市场竞争的效率机制,另一方面以计划协调为主导的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却备受推崇,而且被公认为最佳的组织形式,代表着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演进的方向。文章从内嵌村庄文化规则的村庄共同体角度解渎合作社一体化模式,认为该模式获得了村庄场域中的身份合法性、制度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有效地实现了合作社、公司和农民三大利益主体的有机整合,获得了村庄共同体内的合法性。     

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与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思考

随着农村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日益显现.本文指出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造成农村妇女对土地的依赖性增强,土地成为妇女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和重要社会保障,并进一步影响到农村妇女的家庭与社会经济地位.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不仅有利于缓解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趋势,而且在推进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实现男女平等、构建村庄秩序与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紧迫性.最后,文章提出了在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背景下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若干建议.     

农村工业化是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是关系到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本世纪我国农村小康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是否能够较好地解决,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工业的发展.然而,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城市化理论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被认为是代价最低、最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镇"很难担负起转移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任,只有农村工业化才是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文化的变迁与重构

农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推进农村文化的科学转型和深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处于剧烈变迁和更新重构状态之中:一方面,农村文化与现代化、城市文化全面对接融合;另一方面,农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不断丧失、恢复与发展,农村文化的内涵和建设路径在这一深刻转型中不断发生变化,其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亟须重新梳理和清晰界定.只有考察并分析这些现状,才能把握问题实质,科学推进农村文化建设顺利进行.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的共同体密钥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以其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科学有效地回答了世界“治理赤字”和“治理危机”问题,为世界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与化解国家治理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密钥在于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永不褪色、永不变色,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立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团结亿万人民主体的创造伟力,以追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基,以秉承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共同体”铸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魂,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本,以“主体共同体”聚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力,以“制度共同体”筑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堤,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     

中韩城市化比较研究

韩国城市化具有三方面的特征 :第一 ,城市拉动型的城市化 ,即实行以原有城市为依托的工业布局 ,通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实现人口的城市化 ;第二 ,充分、自由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第三 ,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韩国城市化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消极后果 ,主要是汉城人口过度膨胀 ,造成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 ,以及从 2 0世纪 6 0年代到 90年代中期的农村的衰落。同韩国相比 ,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 :城市拉动型城市化和农村内发型城市化同时并举 ;大中小城市全面发展 ;积极、稳妥、有控制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韩国城市化对中国城市化的借鉴意义有三个方面 :第一 ,在建设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时 ,必须注意避免城市规模过大 ;第二 ,把农村、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 ,解决好城市化进程中原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     

长三角都市圈发展新格局——南京都市圈功能变化与空间整合

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新阶段,要求城市间建立有机联系、等级结构合理的新型功能关系,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也由单个城市扩展为城市集群.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先导区和动力区,随着空间的拓展,南京将成为长三角的中心区域之一.宁镇扬城市共同体的形成、南京都市圈的整合,对发挥南京的公共作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南京周边城市乃至整个长三角的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市整合过程中,主要遇到行政区划限制较大、缺乏统一的政策机制、产业结构趋同等障碍.应以南京为主导,采取核心 互补的发展模式和圈层武组织方式实现城市问的整合,形成以南京为核心,由核心层、城区外围层、宁镇扬城市共同体、远距离幅射区共同组成的四大圈层式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