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麦金太尔思想研究现状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伦理学家之一,麦金太尔对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推动美德伦理学复兴方面贡献巨大。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在他身上看到了道德哲学典范转移的征兆。国内关注麦金太尔思想的学者越来越多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中国学者对麦金太尔思想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翻译和介绍的水平,很多学者的研究相当深入。     

道德类型学及其文化比较视境──兼及现代伦理问题与罗尔斯和麦金太尔对话

道德类型学是现代伦理学研究中日益突显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本文从当代美国两位最著名的伦理学家罗尔斯和麦金太尔关于“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的争论切入，在系统地梳理中西伦理学中有关道德类型学概念的基本思路之基础上，解析了罗尔斯与麦金太尔在这一课题上的理论得失。进而从文化和哲学层面阐释作者自己的道德类型学概念、并力图以此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伦理问题作出原则性解释，提出“多元互补、分层贯通、共同分享”的综合性道德类型学主张。     

现代道德哲学的边界何在——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被摒弃,德性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并由此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麦金太尔与尼采的关联、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以及麦金太尔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     

麦金太尔伦理学思想中的历史与道德真理

麦金太尔伦理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烈的真理意识与坚定的历史主义立场共存。尽管麦金太尔试图超越相对主义,但他所接受的托马斯主义真理观对真理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割裂已经使其不自觉地认可了相对主义的道德合理性。麦金太尔的历史叙事预设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观点。在这种预设下,麦金太尔透视了西方的道德历史,并且得出了一个迎合历史判断的结论。麦金太尔的道德合理性思想实际上是历史阐释中的形式主义和情境主义冲突的产物。     

环境美德伦理研究论纲

环境美德伦理学是从美德伦理视角研究环境伦理,是环境伦理学的新兴视域。环境伦理学在规范伦理学向度建构的困境和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方面提出了环境美德伦理学问题;环境美德伦理学的主题是"美德与自然",中西方伦理学有一定的思想资源;美德统摄并反映人的存在,环境美德反映人在生态之维的存在,并且共同体孕育人的美德,故而环境美德是反应人的生态存在并由生态共同体生活孕育的美德;根据拓展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路径,环境美德的德目包括敬畏、仁爱、简朴、节约、平等、公正、责任等。乡土教育和日常生活批判中进行环境美德教育是培育具有环境美德人格的重要途径。     

复归与重构——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问题探究

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亦是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的中心论题。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思想的形成是以其对当代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深刻剖析为前提和基础的。在麦金太尔看来,德性完全占据了道德的中心位置,人类只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返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要么接受后现代的道德虚无主义。麦金太尔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种德性论为道德实践提供合理性说明,对道德合理性原则进行重构,而重构道德合理性原则的唯一途径就是复归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     

西方美德伦理学的复兴

针对近年来西方美德伦理学复兴的情况 ,简述了复兴的表现 ,复兴的内容 ;分析了导致复兴的内在机理——基督教伦理学的上升、近代西方基本伦理 (功利主义 ,道义论、元伦理学 )的缺陷以及实际社会生活的呼唤 ;指出了西方美德伦理学复兴引发我国的伦理道德建设的一些思考     

近10年来国内关于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研究述评

美德伦理学是以"美德"为基本概念并将行为者及其品格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一种主张.在2010年至2020年10年期间,围绕美德伦理学能否成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学类型,国内学界展开了持续研究,质疑与肯定兼有."美德"是否具有概念自足性、是否能够成为道德确认标准、研究方法是否合理等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争论更为促进大众对美德伦理学优势了解的同时,亦通过对"美德"概念优先性、实践有效性、研究方法合理性三个维度的论辩,在理论框架内确立"美德"概念优先地位并推进美德伦理学独有的行为指导原则的清晰呈现.一方面,该争论更能确切地显现美德伦理学以"美德"为基本概念,包容了地方立场上的道德多样性等独特优势;另一方面,该争论也显现出从实践基础、心灵哲学、道德多样性、跨领域研究多角度为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作进一步辩护的需要.     

制度的美德及其局限

针对罗尔斯《正义论》开篇关于制度正义的论断,麦金太尔和慈继伟两位学者都提出了质疑。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正义之为制度美德的实质含义、基本条件和实现过程。作者肯定了麦金太尔关于个人正义美德之于社会制度正义美德所具有的人格(主体)基础意义的观点,也同意慈继伟关于正义之“两面性”的理论分析,但与此同时,作者强调指出,社会制度之正义示范性和普遍约束力对于实现社会制度之正义美德亦有着特别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意义,而此一意义的实现又有赖于社会固有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精神道德资源。作者期待以此综合并推进上述各家见解,寻求一种关于制度之正义美德的完整理解。     

休谟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吗？——兼谈休谟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要回答休谟伦理学是否是美德伦理学这一问题,我们需对美德伦理学的定义、休谟伦理学与这些定义之间的吻合度以及休谟伦理学的总体特征进行考察。基于“以美德为中心的”美德伦理观,休谟伦理学并不主张有德之人是美德知识的来源;基于正当与美德关系的美德伦理观,休谟伦理学是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并存的伦理系统。把休谟伦理学视为美德伦理学或者其他单一类型的规范伦理学都不恰当。休谟伦理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道德心理学和基于实践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伦理学方法。     

美德伦理学与当代大学生美德教育

美德伦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优良道德品质及其实现(即美德的养成)的伦理学学科。美德伦理学自身的价值合理性及其复兴的趋势对当代大学生美德教育有诸多启示。本文在对美德伦理学的缘起和复兴等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关于当代大学生美德教育的现实问题。     

论当代美德伦理学对孔子伦理学的两种解读

孔子伦理学是何种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取决于如何解读孔子伦理学的人性与美德。不论是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还是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都追求道德行为者的某种完满状态,都认为人性有某种结构,可根据人性的结构考察道德行为者的完满状态是什么。不同的是,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所主张的人性结构偏理性,将美德的基础人性进行了理性主导下的功能式解读;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则认为人性结构重感情,将美德的基础人性解读为人性—本心—情感的模式。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追求的是理性主导下人生的完满,因为理性对完满的追求在任何文化和境遇中均相同。而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追求的是情感的完满,对情感完满的追求受到文化和境遇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对孔子伦理学进行幸福主义与情感主义解读,分别会面临非美德化与非普遍化的困境。     

论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当代学术界对麦金太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他的道德哲学,而较少关注他对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批判。实际上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植根于亚里士多德传统,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现代国家道德层面上的政治合法性争论的背景下,麦金太尔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时独树一帜,而他对现代政治所持的批判立场也极具现实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正义论中的现代性因素——以亚里士多德论正义美德的限度为中心

在哲学史和伦理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一向被视为西方古典哲学及古典美德伦理学的代表.然而在关于正义美德的理论中,亚里士多德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文本中揭示出了具体的正义美德本身的限度.这些论述使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具有现代思想的某些重要特征.而麦金泰尔对亚里士多德正义美德的这一特性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这不利于麦金泰尔本人所倡导的复兴美德传统运动的发展.     

"民族伦理学"何以可能?

作者认为对民族伦理学进行反思虽然不是民族伦理学研究的直接内容,但其对于民族伦理学理论的基本建设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民族学的可能性在西方思想中有其根源,而民族伦理学却是我们所特有的。它根植于我们传统思想的深处,有待于在"伦理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全面的发展。     

霍布斯的“愚昧之人”与美德的可能性

作为现代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霍布斯主张利己主义的道德契约论思想,因此他对美德的强调和分析却容易被人忽视。以霍布斯的"愚昧之人"为例,阐述其从美德立场解释道德规则和功利问题之思路,通过比较霍布斯的美德与古希腊的传统美德,指出在当代伦理思潮中人们看待美德的误解和偏见。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美德伦理学与美德认识论两者在整个"现代哲学"时期一起衰败,但最近已经复兴。共同的复兴,加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属于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形式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哲学构成一种中世纪时期就不可避免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德方法最终会繁荣的观点。现代西方出现的新个人主义导致主观笛卡尔主义者转向,并且强调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权利,但是这些现代性"震荡"也许正在消失而朝向善,当今美德理论的强大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现代西方所出现的广义个人主义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美德传统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衰退那样而在中国衰退。并且,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在其强调道德谦卑方面类似于儒学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美德伦理学不可避免的道路。而且,因为谦卑也是一种认识美德,美德认识论比起其先前所认识到的,或许也必须更多地向强调与他人同感的情感主义学习。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合理性危机

现代西方伦理学不仅充分发挥了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道德价值观念体系提供辩护和论证的功能,而且在建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需要的道德思想和伦理精神方面起到了不吝忽视的历史作用,但它在19世纪中期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合理性危机。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合理性危机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如何应对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合理性危机问题上,一些西方伦理学家主张把现代西方伦理学看成一项未尽的事业,另一些西方伦理学家则主张用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取而代之。由于未能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层面来寻找现代西方伦理学陷入合理性危机的根源,西方学者应对危机的努力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