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战后初期日本对战前历史教科书中历史事实与神话故事相结合、历史教育为政治目的所左右的弊端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并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但日本政界、财界及学界保守势力一直试图通过历史教科书来进行“爱国心”教育,从而引发了三次历史教科书事件,而日本现行的审定教科书制度为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代表的日本保守势力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动向值得关注。     

从政治右倾化到社会右倾化——日本右倾化发展动向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右倾化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相关讨论集中于政治右倾化和社会右倾化。学术界多认可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一事实,但对于日本社会是否已经右倾化却存在不同认知。究其原因,既跟日本社会所呈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关,也跟衡量社会右倾化标准的模糊性和隐蔽性有关。日本政治右倾化以“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种形式影响着日本社会右倾化。第一,右倾化的政界人士和政党以政策结果影响日本社会各行为主体,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社会右倾化;第二,社会各行为主体的“无意识的右倾化”客观上掩盖了日本社会右倾化的现实;第三,民众的“偏好伪装”行为主观上否定了日本社会右倾化的现实。随着政治右倾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或将以更加显见的方式呈现。     

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模式与法德模式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教科书问题日益成为国际上高度关注的问题。中日政府商定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第一阶段工作虽未能完全达成共识,中日之间依然存在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上的障碍,但两国学者以关于战争责任的基本共识为前提开展的学术讨论,对促进两国相互理解有建设性意义。法德两国的历史教科书合作模式,对于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关于历史问题的共同认识,具有借鉴作用。     

论日本安倍政权的政治右倾化

日本安倍内阁成立后,日本政治在政治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言论,力图修改和平宪法,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成为"正常国家"。其形成的原因有:东亚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美国对日本政治右倾化一定程度上的纵容,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兴起,日本选举制度的改革,安倍本人政治保守主义色彩。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世界、亚洲和中国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应直面应对,并做出有效的反制,同时敦促日本反省侵略历史。     

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

政治右倾化是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历史必然。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内容或目标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有着"同一性"特征,且日本执政的保守政党实施政治右倾化所奉行的保守主义理念含有民族主义成分,进一步证实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具有民族主义特质。日本保守势力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体现为政治右倾化及其民族主义言行,并在政治过程中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及政策方针的重要因素。     

从教科书问题看“皇国史观”的结构

教科书问题的关键是审查制度。而这项审查工作恰恰是由一群抱住皇国史观不放的人进行的。以前有不少人提出过处理教科书右倾化与战前右翼团体朱光会有关。因为1956年以来,一直由朱光会的中心人物村尾次郎在文部省内负责社会学和历史学教科书的审定工作,前后共任职19年。村尾次郎战时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日本史研究     

日本教科书的“逆反路线”

“编纂会”新炮制的《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皇国史观，称“皇室一脉相承，万世一系，是日本优秀的原因”；兜售“大东亚战争解放论”和“自卫战争论”两大否定侵略战争的理论；继续否定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教科书，文部科学省居然审定为“合格”。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及中国的立场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是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中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从20世纪 80年代以来,它已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大事件。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日双方共同 努力,从日本方面看,日本要尊重历史,真心反省;中国方面要注意客观、公正、严肃、科学,尽 量避免把这一问题泛政治化。     

国际政治理论与中日历史问题

20 0 0年以来 ,围绕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的初中《新日本史》教科书的审定和出版 ,以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数度参拜靖国神社 ,历史问题再度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之一。本文从层次分析、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出发 ,试图对中日历史问题久拖不决的原因 ,以及解决或者缓和中日历史问题的途径提供某些解释。     

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在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和如何承认战争责任等具有原则性的问题上,出现了右倾化的趋势。日本人的这种历史认识问题的形成,与美国的纵容、皇国史观的影响固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以退为进的罪己心理、既往不咎的祓禊心理和唯强是从的实用主义心理,对其历史认识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透视沦陷时期的北平出版史

1937年至1945年,沦陷时期北平地区的出版事业受到日伪政府更严格的控制与查禁,出版业在沦陷期间遭遇重创。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步出版业也在艰难发展中。     

晋襄公、灵公灭国夺邑系年辑证——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晋灭国夺邑系年辑证之五

晋襄公元年(前627),姬姓滑国为秦所灭,晋取其故地以为邑;二年(前626),晋大夫先且居、胥臣伐卫而取戚以为邑;三年(前625),先且居又会宋、陈、郑之师伐秦取汪与彭衙以为邑;晋灵公四年(前617),晋人伐秦取少梁以为邑。     

日本所藏稀见明词辑补（一）

日本所藏中国古籍异常丰富,其中不少在国内已经失传或难得一见。就明词辑补和研究而言,日藏汉籍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将从El本所藏中国珍稀古籍中搜采到的明词陆续整理刊布。此为第一部分,出自《新镌六院女史清流北调词曲》。     

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及其社会影响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 ,受幕府支持而繁荣发展 ,并形成了儒学各派。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有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点 ,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多重视野中的西部历史书写——九十年代西部历史小说史论

20世纪90年代,西部新起的具有"良克之忧"的小说作家,因历史真实观的不同,对西部历史讲述是不一样的.既有对历史战争景观和江山改朝换代的"宏叙事",对历史本质、历史规律的探寻,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人性的张扬;也有对家族、和个人日常性存在"微型叙事",对历史偶然性和神秘宿使的皈依,对现实历史走向的焦虑的叩问.这些叙事努力,使这一时期西部的历史小说创作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历史潮流文学景观.     

群众史观与“两型社会”建设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揭示了“两型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解决了“两型社会’’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使得“两型社会”建设有了深厚的人文依据和理论支撑。以群众史观为指导，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必将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     

“Precedent” in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中国法律史叙事中，以西方概念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填充式方法，值得深入反思。中外学者关注的“判例”堪为典型。这一近代概念很可能来自日文汉字，用以迻译西文。回顾西欧英、法两国的历史和现实，判例作为以个案方式凝聚法律群体共识、指引未来案件裁决的形式，始终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功能，与中国古代法中的相关制度有部分共通之处，可以成为构建普适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一；同时，中国的相关制度具有特定的体制背景和功能。将普适功能与特定功能相结合，“双向功能主义”可能可以避免西方中心和概念纠结，转向功能性问题的探讨和解释，以逐步构建中国法律史叙事的新框架。

关键词: 法律史学方法论?判例?功能主义

The traditional way of describ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w, i.e., fitting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to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Western conceptual system needs to be thoroughly reconsidered. “Precedent” or “判例” (panli), which has attracted academic attentio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can serve as an example in this regard. The concept “判例,” which may have originated from Japanese kanji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used to translate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A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and modern practice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of England and France shows that precedent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chieving consensus in the legal community and guiding future rulings by means of case law. This function, which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relevant por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legal institutions, can serve as a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a universal theoretical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evant Chinese institutions had specific institutional contexts and functions. By combining universal and specific functional analysis, “two‐way functionalism” may be able to avoid the Western‐centric approach and futile conceptual discrimination and turn towards the exploration and elucidation of functional issues, so as to eventually establish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中国人远洋美洲的若干历史问题——读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

不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是麦哲伦发现麦哲伦海峡,不是欧洲人首先到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是郑和舰队。孟席斯的话没有错。但是,在郑和舰队之前,中国人就可能到达过这些地方。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打破了几百年以来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航海史观,引起世界史学界的争论和反思,而且令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读者为之感动,为之震撼。     

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两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正史的创立时期.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这两部正史的民族史撰述,明显体现了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特点.从历史编纂而言,两书都重视将民族史撰述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整体来加以把握,肯定少数民族对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大一统视野;从民族观念而言,两书的民族认同思想不尽相同,《史记》不斤斤于夷夏之别,肯定华夷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尤为进步,而《汉书》的“异内外”和“德化四夷”的思想则较为正统,却都有助于人们对汉代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