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环境保护中的个人态度与行为——对滇池流域千名调查对象滇池环保意识与行为的调查分析

结论通过对滇池流域范围内的区县中运用抽样方法获得的个调查对象的有关数据资料分析形成。在关43980于滇池环境保护中的个人态度与行为方面,居民普遍持有希望增强了解滇池环境保护信息的积极态度,人们在滇池环境保护中的行为存在着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影响的差异,人们的环保活动参与程度与滇池环境保护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论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环境危机加剧,全球公众参与环保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面临成本过高、效果不显著等问题的今天,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作用便凸显出来。我们立足于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目前中国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的现状,进而探求公众环保参与的行为主导因素,阐明促使公众参与环保上升至政治民主参与的政治含义。     

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法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新《环保法》已经通过,并于今年正式实施。客观地说,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法治存在不少问题,环境法治状况不尽如人意。这些问题主要有：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不到位、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较为普遍、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存在软肋、公众环保意识较差与环境保护参与力度不够、环境司法保护介入力度不够、地方环境保护立法问题不少。因而,应采取既有可操作性又有实效性的对策措施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对策措施主要有：完善环境行政执法监督、提高企业的生态规划设计与执行要求、加强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上的投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环保行为参与度、加大环境司法的介入力度、提高地方环保立法水准。     

环境整治的根本之道——兼对我国现行环保治理模式的反思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承担环保责任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政府应当提供完善的法规供给与严格的环境执法等公共服务。当前,我国环保领域的环保风暴是一种运动式执法,体现的是一种政治性思维而非法治思维,这种环境执法模式不利于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建立,难以扼制愈演愈烈的环境恶化形势。我国环境法治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观念和体制上的转变、强化环保部门权力、保障环保公众参与、建立环境保护的激励机制。     

我国NGO环保传播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在我国现实的体制下,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的建构只能是在某些关系到全社会利益的特殊领域逐步拓展的过程。环境问题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特征的问题,环保NGO与大众传媒在环境传播过程中,使环境问题成为了社会中典型的公共议题,提高我国公众环保意识,带动了公众的广泛参与、自由交流与民主监督,对政府决策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的检验,环境公共领域也因此得以建构。     

环境意识与第三部门

环境意识反映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水平和为此采取行动的自觉程度。国内外环保实践证明,单依靠政府是无法将环境保护事业做好的。如果没有企业和公众的参与,再好的规划和战略也只能是一纸空文,而企业和公众的积极参与则是建立在企业和公众环境意识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的,环保社团等第三部门从最基层为公众环境意识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公众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现状的调查报告

我们于 2 0 0 3年进行的公众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现状的调查表明 :我国目前公众环境意识薄弱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属于较低层次的参与 ,表现为公众参与环保的普遍性不足、制度缺失、效果不佳等方面。为确保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 ,必须增强公众环境意识、健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     

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探索

公众参与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对提高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个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社会心理特征及其所在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水平三个层面来探索一种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多层次分析发现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是一个主观感知和客观状况、个体因素和宏观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理念更新与制度重构——对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思考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目标理念,在于促进国家环境行政民主化,保障公民环境权,平衡公众环境利益诉求进而实现环境正义,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培育环境领域的自主治理精神。以此为指导,通过全面创设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权利来源,健全公众环境立法参与、环境行政参与制度,创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环境刑事自诉制度,培育成熟的环保社会团体等途径,全面构建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绿色生活方式中的现代性隐喻——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需要体现在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上。基于CGSS2010年的数据分析个体选择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发现,越认同自己的环境保护义务、越多接触大众传媒、居住在城市、在闲暇时间读书充电的个体行动者,越倾向于绿色的生活方式;是否有过非农的工作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等并不显著影响对绿色生活方式的选择。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和信息获取方式的改变,促使人反思现代性问题,而反思性就孕育着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     

环境民主权利构造的价值分析

基于环境保护的公共性特质,一个国家的民主发育进程最有可能表达于环境保护领域。由于环境利益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导致环境民主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的艰难性,而环境民主的权利化构造恰是良好的制度选择。这种环境民主的权利化构造不仅使得环境民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激醒公众环境保护的权利意识,并催生环境公共权力主体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对公众环境保护权力的尊重。     

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

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美德?这是信任研究中持续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公共信任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并受同理心和善意的影响,应当成为个体的行动原则。公共信任也是个体充分意识到信任风险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并能有效激发可信性。公共信任更是超越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建立在对人性乐观主义态度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     

公共管理中的消极角色外行为:类型、负外部性与规避路径

公共管理中的消极角色外行为是指公共管理行为主体所实施的不符合职责规范、偏离组织目标,并对公共组织运行的过程和结果产生消极影响的行为。消极角色外行为使公共资源的配置偏离了公共管理的根本目标和公众的利益期待,给利益相关者带来了负外部性影响。在划分公共管理中消极角色外行为类型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类型消极角色外行为的外部影响,宏观上通过公共管理环境的优化,中观上借助公共组织文化的强化,微观上依托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细化,保证公共管理目标和效率的实现,最大化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     

公众参与认知对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公众参与认知、态度与行为是公众参与最为重要的三个变量,然而三者的关系却一直没有清晰的界定和整体的考虑。以成都市城镇居民为样本,通过1359份有效问卷的实证分析,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和路径分析等分析方法,可以发现,公众参与认知对公众参与态度有显著影响作用,公众参与态度对公众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作用,而公众参与态度在公众参与认知和公众参与行为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错位及其原因分析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错位的主要根据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行动者或者说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其中地方政府基于其自资源、价值取向、制度规则和利益关系扮演着的不同的角色,但在不少的环境公共事件和环境保护行为中,地方政府经常呈现出角色错位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的束缚,而社会力量不够强大和环保认知观念出现偏差则是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的催化剂。     

环境危机治理与绿色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雾霾问题和水污染问题。环境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各行动主体的行为失当,突出表现为:政府"失灵"、企业"失责"、环保NGO"失效"和个体"失声",并呈现出环境管理失效、内部成本外部化、环保实践能力孱弱和环保行动冷漠化的状况。为此,应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从科学规划、资金投入、问题治理和公众参与等不同层面进行政策设计,构建科学的推进绿色城镇化的体制机制。     

公共管理中的消極(角)色(外)行爲:類型、負(外)部性舆規避路徑

公共管理中的消极角色外行为是指公共管理行为主体所实施的不符合职责规范、偏离组织目标,并对公共组织运行的过程和结果产生消极影响的行为.消极角色外行为使公共资源的配置偏离了公共管理的根本目标和公众的利益期待,给利益相关者带来了负外部性影响.在划分公共管理中消极角色外行为类型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类型消极角色外行为的外部影响,宏观上通过公共管理环境的优化,中观上借助公共组织文化的强化,微观上依托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细化,保证公共管理目标和效率的实现,最大化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     

关于建立公共健康伦理的思考

公共健康不是个体的健康问题,但它与个体的思想、行为以及个体的健康不无关系。公共健康伦理是指个人、团体、国家对公共健康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或者说是个人、团体、国家在对待公共健康时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威胁公共健康安全的因素是多层面的,从个体责任主体的角度看,有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原因。     

政府、企业和公民：中国环境治理的责任困境

基于CGSS2010数据统计,可以分析中国居民的环境治理责任认知状况,以及检验影响中国居民环境责任认知的因素。描述性统计研究发现:(1)在环境责任认知方面,居民倾向于把环境保护责任归咎于政府和企业,自我避责倾向严重;存在环境认知的"两体分离"现象,即在宏观层面关注环境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忽视环境保护;(2)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对环境污染严重性、关切度,以及对人与环境关系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认知对于居民的环保责任认知没有显著性影响;教育水平是影响居民环保责任认知的关键因素之一。处于"元治理"角色的政府要通过经济激励强化企业环保责任,借助社会激励手段加强公民个人的环境保护责任。此外,也要加强制度设计,强化政府环保责任,预防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寻租腐败。     

论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近年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虽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较大发展,也得到《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肯定,但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效仍不明显。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环保组织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国家应当给环保组织提供宽松的法律环境,环保组织也应当积极运用法律资源参与环境保护,增强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以提高公众参与的力度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