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技术治国--从哈贝马斯视角看中国知识精英结构的变迁

技术理性的泛滥导致科技的意识形态化,使人类的正常交往陷入危机,而要消除意识形态化,就必须全面弘扬人类理性,就必须改变技术旨趣高踞于交往旨趣之上的状况.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技术理性的泛滥导致科技的意识形态化,使人类的正常交往陷入危机,而要消除意识形态化,就必须全面弘扬人类理性,就必须改变技术旨趣高踞于交往旨趣之上的状况.     

中国故事的重新讲述——以蒋光慈1925—1927年的革命文学写作为例

自1925年后出现的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作家对中国的描述与同时代在五四精神氛围中从事写作的作家笔下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差异主要表现为,革命文学在讲述苦难的中国故事时在作品里对置中国于苦难境地的根源做明确的指认,并刻画民众的觉醒和反抗,以此来凸显中国的生机所在。革命文学这样来讲述中国故事是革命文学作家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国民革命意识形态,并以此来作为理解中国的思想图式和建构作品的结果。这标志着中国文学意识形态化的萌芽。     

从叙事结构看哈贝马斯合法性批判的逻辑局限

以调整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制度的应用范围从而为之作历史辩护为宗旨,哈贝马斯构造了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法性批判理论,似乎从民主形式角度为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的合理性做出了理论论证。但是,这一论证的理论基础在实质上包含逻辑联系幻觉,属于范例性思维而非论证前提发现条件下的逻辑新思维,不具有它的书写形式所当主张的可靠性。同时,其"重构"结论按照其论证方式的事后诠释本性,在逻辑上就不具有排他性,因而不能限制民主法治道路选择的想象力。两相叠加,使哈贝马斯的合法性批判既不能主张理论道路的必然性,也不能必然地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的选择唯一性。这种对哈贝马斯合法性批判的批判,赋予多元地探索社会民主实现模式以逻辑可能性和实践智慧上的正当性。     

从知识产权到知识霸权——知识产权过度扩张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危机

知识产权表面上看起来是传统物权在知识领域的拓展,而实际上,却有着多种与传统格格不入的要素掺杂其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反面,对国际伦理产生不小的冲击。此外,知识产权制度的扩张也预示着全球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型的霸权,从而使得国际体系复杂化、更加威胁到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公平性。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基于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

在新技术革命带动下,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处于深刻转型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特征。任务内容成为理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重要视角,基于此构建衡量中国劳动力市场任务结构、任务密集度和新工作创造的关键指标,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2010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就业极化”、新职业分布不对称和职业技能溢价等新特征;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基于任务内容视角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拓展了技术进步在传统技能溢价之外的解释力,有助于在人工智能时代推动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发展。     

从功能的视角看“的时候”

本文尝试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对汉语“的时候”进行功能分析,旨在提供一个功能角度解释.“的时候”可以分析为助词“的”与名词“时候”的词语搭配之外,还可能是“的”与“时候”融合成“的时候”,形成一种语法手段;从词汇到语法,意义逐步虚化,体现了词汇与语法的互补.     

也谈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

本文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从西方音乐研究中国学者的学术角色再定位、方法论选择的开放性以及对音乐生活的现时性关注等三方面展开探讨,阐明从充满＂科学＂精神的实证主义传统到强调人文关怀的当代学术走向,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群体正在不断开阔自身的视野,突破传统思维的疆域,在围攻之中寻求着历史发展的新契机。     

从未来的视角看哲学的性质和任务

“哲学终结论”提出了一个自我否定的问题,即“哲学是否有未来”。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都预设了哲学以未来作为自己性质的规定。通过分析表明,与其他学科相比,哲学是唯一面向未来的科学。通过对哲学史研究、哲学问题研究以及比较哲学研究的性质和范围的说明,我们可以揭示,以未来规定哲学的性质应当被看作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从未来的视角看,哲学确实具有不可取代的预言性特征。一切未来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正是哲学研究的品质所在,而哲学也正是以这样的品质开启对未来的邀请。未来的基本特征包括了“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无限开放性”等,这些都规定了未来与过去和现在的明显分别,也表征了哲学的特殊性质。历史已经多次表明,哲学家们在对哲学性质的刻画中总是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未来哲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近代中国洋务思潮论争始末——以知识精英为研究视角

近代以降,中国被迫革新,启动洋务。洋务兴起之际,最先感到中西文化冲突的不是洋务派知识精英,而是与其论战多年的保守派知识精英。他们抱着以夏制夷与以夏变夷的自卫心态,屡屡在洋务派呈请的举措上主动挑起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论争。其中,以同文馆之争、制造轮船之争、筹议海防之争、修筑铁路之争最为激烈,是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关于中西文化的首次大碰撞,体现了"士"阶层的存在本意与最后消亡,激发了中国知识精英在论道求实中砥砺前行。     

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的变迁——基于农民合作的视角

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经历了这样的历史变化:传统时期的公私相对、有公有私;再分配时期的崇公抑私、公私模糊;转型时期的强私弱公、公私分明。当前农民由于过于强调眼前的、狭隘的家庭私利而不能合作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让农民组织起来,必须重新使农民树立正确的公私观念,即明确"正确理解的利益",而这又需要辅之以一场文化启蒙运动。     

论劳动的全球化——从马克思主义暨中国的视角来看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但这个全球化是一个失衡的全球化。这种失衡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和劳动的全球化的失衡。这种失衡尚未被人们充分注意到,其所以如此,既在于人们忘记了马克思的理论,又在于人们没有真正重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一种既是马克思主义又是中国的论辩,或许有助于揭示这种失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劳动大国。它已经给资本的全球化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同时也会内在地要求劳动全球化的空间。     

从主体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与主体结构有着密切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本质上是人的需要、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即人的多方面素质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一本质规定性是以个体主体内在结构的复杂系统性为基础的。主体活动的外在结构决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外在的社会环境条件 ,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和社会政治制度环境。主体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的统一决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提高社会实践水平 ,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人学视角看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

马克思哲学开辟了一条真正经验式的、以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为鲜明旨趣的全新存在论致思路径,拒斥了任何脱离存在物的具体特性、存在方式和抽象谈论"存在"问题的形而上学企图,从而既超越了传统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实体论,也超越了海德格尔等现代欧陆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存在论.他的这一存在论革命,反映在人学现上就是:以关于人的三个规定性(自然存在物、对象性存在物、群体存在物)的人类学具体分析为逻辑起点,深入到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经验分析,发现了人的两种基本的存在方式--人既是活动中的存在物,也是关系中的存在物,进而科学揭示了人的本质,实现了人学的根本转换.     

从劳动分工到知识分工:物流组织结构演变——基于中国物流组织变迁

物流组织结构是由物流技术和制度内生决定的,从劳动分工到知识分工,物流组织结构和形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传统物流组织是劳动分工和价值链解构的结果,物流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使得物流组织发生变迁,以知识为介质的知识整合、共享和创新成为决定现代物流组织结构的基础。我国物流组织变迁的历史验证了这一论点,通过我国物流技术、制度和组织演化阶段的划分与比较分析,可以解释我国物流组织演化的规律。     

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从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的视角看

阿伦特从海德格尔的远离世界的居住地告别了海德格尔.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通过自身祖传的居住地,并且通过自身思维中的经历,对思想深思熟虑,把冷静,即不愿意的意欲归于真正的思维所有.雅斯贝尔斯把真正的存在之思视为主客分裂之中发生的存在之思,并强调这种存在之思的真理证实需要人际交往之中行动的思维.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不仅是无神的,也是无交往的,因而是无世界的.在海德格尔那里,并不清楚所信奉的东西和所爱的东西是什么.海德格尔在真理的尺度下,抛弃了哲学思维活动.     

近代中国宪法变迁的实质——从制度创新的视角切入

从制度创新的视角切入,以近代中国宪法文本为对象,检省近代中国宪法变迁的实质,可以得出近代宪法变迁不属于制度创新这一基本立场。“革命”在近代中国宪政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具有很大局限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西方现代企业的性质

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性质的认识是抽象的 ,忽略了社会历史性 ,根源在于其理论的假定前提、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分析问题的方法。科学认识企业的性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 ,企业具有双重性质 :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具体组织形式 ,是以劳动力市场代替产品市场 ;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形式 ,具有社会性质。企业的社会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 ,古典企业是资本雇佣劳动 ,现代企业则是共同治理。企业的性质由资本雇佣劳动发展为共同治理具有客观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