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可卿的设置命意解读刘心武的"秦学"

<红楼梦>作者设计秦可卿的本意,乃是由她诠释贾府败亡的缘由,由她诠释宝玉"颓堕"的缘由;让她承载贾府衰败的责任,让她承载宝玉"变坏"的责任.贾府衰败的原因是"如今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小说正是写她"淫合"宁府掌门人贾珍,"淫诱"荣府中兴的希望者宝玉.在封建时代,"福善祸淫"、"万恶淫为首"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于是,判词说她"情既相逢必主淫","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旧稿设定她的结局是"淫丧天香楼",即是其形象定位.这样,刘心武先生所认定的秦可卿以"公主"为原型,以褒扬为解读的"秦学"就完全没有立足的依凭.     

《金瓶梅》与《红楼梦》叙事格局比较

本文主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分析《金瓶梅》和《红楼梦》在遵守传统叙事格局基础上所取得的一些突破,特别是对传统拟书场格局和章回小说体制的突破.     

熟人社会伦理与"偷听"母题的跨文化传播

本于乡土社会现实生活的 《金瓶梅词话》,偷听行为的多发性触发小说母题生成播衍.其多方表现为,或偷听内容被仇家无意中听到,招致杀身之祸;或因偷听而澄清一向的误解;或故意让被偷听者明白被窃听到,以示威慑抗议;或偷听进行时,被意外的闯入者撞破,等等.偷听母题与人们缺少"隐私"保密意识的小农城镇生活特点有关,母题的运用对于世情小说表现复杂人物关系有利.印度民间故事作为母题的文本来源,中古汉译佛经作为母题传播的主要载体,活跃着如奸夫偷听、 生命线秘密被偷听等.     

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的世纪考察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考察古代小说创作、流传的特定视角,具有重要研究价值。20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的研究成就显著,值得我们加以深入总结与探讨。本文从古代小说命名整体、《水浒传》命名、《金瓶梅》命名、《红楼梦》命名、元明清其他小说命名等五个方面对此加以评述,并在文献统计基础上分析了20世纪以来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从“同在性”到“连续性”——试论明清长篇小说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的嬗变

明清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经历了从“四大奇书”的“同在性”呈现向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的“连续性”呈现的逐渐嬗变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小说由原始向现代形态逐渐转型的体现.明清长篇小说大面积存在“同在性”性格呈现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早期小说习惯选择空间化叙事架构,很多小说作者和读者面对形象时共有的朴素的空间认知思维习惯导致小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人物现实存在所固有的时间维度,小说叙述者的全知叙事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助长了这一特点.     

《金瓶梅》、《红楼梦》之瓜子考

<金瓶梅>和<红楼梦>中多次提到瓜子、嗑瓜子.<金瓶梅>从各方面分析辨别,这些瓜子不是西瓜子、南瓜子或别的什么瓜子,而是葵花子(向日葵子).其中有好几处提到人的脸形之一瓜子脸(面),还提到瓜仁,<红楼梦>也提到瓜仁油.据各种情况判断,它们是指向日葵子的果仁及其食油.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试析《红楼梦》之“情”

《红楼梦》之＂情＂可谓意蕴深远。贾宝玉的情感以＂情不情＂为特征,是一个包含了＂色欲＂与＂纯情＂的情感世界,寄寓了作者＂情＂的理想。黛玉之＂情情＂与宝钗之＂情时＂分别代表了宝玉的两种情感诉求而不可兼得。＂兼美＂钗黛的秦可卿作为贾宝玉的知＂情＂之人,是作者将两种情感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尝试。饱含着作者审美理想的秦可卿早早地退出舞台,为小说的结局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性爱的文化观照--《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对比研究

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对比,我们看出中西文化在性爱观上的差异,<查>表现出西方文化对性爱的讴歌和赞美,而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对性爱的贬抑与丑化.中国文化由于长期的对性的压抑又造成窥测与展示的反弹.     

论《聊斋志异》的因果观念二重性及其对叙事模式的影响

蒲松龄对果报宿命的看法比较复杂,从感性上讲,他承认果报宿命的存在,但又理性地认识到果报的不合理性,进而对果报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聊斋志异》中仍大量采用因果报应模式来叙述故事。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六朝小说"证鬼神之不诬"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会对叙述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