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乡村的社会控制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即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导致自身的削弱和控制的失败。通过英租威海卫时期国家权力对威海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为个案来说明国家与地方政权关系的演变。     

试析我国转型期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变迁

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形态中,通过体制和组织的力量,形成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政治权力关系。但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动摇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关系的传统基础,带来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合理调整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便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辩护

大学行政权力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理解。在西方社会,随着大学的发展和演变,大学行政权力由学术权力、政府权力、市场权力等让渡和授权而生,中国大学则与之相反。中国近代大学与国家“同生同构”的百年发展史为大学行政权力提供了国家建构中的政治合法、社会组织的公共责任、公共资源分配的制度依赖、内部管理的科层制模式等合法性基础,也建构了目前中国大学的权力形态。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的变奏与调谐——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梳理

从“国家-社会”关系纵向演变的视角看,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文化转变动向、乡民抗争性文化和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变化。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整合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对农村文化改造的方式与强度,以及文化改造带来的农村社区文化与农村相关行动者行为逻辑的变化。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后的乡政村治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某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复兴与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塑。梳理三个时期的中国农村文化研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为：文化建设首先要确保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留乡”、“在乡”,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二要重视农村地方性文化网络对国家主流价值观“乡土化”的承接作用;三要关注农村文化受众的文化需求;四要注重发挥农村中传统的、惯习性文化的正向功能。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成因浅析

四川农村合作运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经济以及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西方合作主义逐渐与中国农村社会结合的条件下,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合作政策的产物,也是“防区制”瓦解后,振兴衰落农村经济的现实需要,同时,“川政统一”也为川省农村合作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     

执政方式的政治学思考

政党执政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党的执政方式归根结底就是执政党在国家权力系统内怎样运作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党政关系或党政运行机制。民主是政党职能的“内核”与“原点”。完善政治体制的重要课题,是正确处理党同国家,党同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党同社会的关系。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错,必须同步进行。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执政党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活动,它有依法执政的责任与义务,而不能享有任何超出法律范围之外的特权。     

诚信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是关于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关系的事务。用孙中山的话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并为经济服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在革命与战争年代，我们党的政治主题就是夺取全国政权，就有在革命与战争条件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同时产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文学在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运动,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古今演变的发展历史。     

《近代中外文学关系·引论》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半个世纪中，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历史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产生了“中体西用”论、洋务派、维新派等一系列文化思潮与流派，兴起了翻译的高潮，这个结果，引发了中国文学的变革──开始了与外来文学的冲突、交往与融合，使中国文学史自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变化是文学变革的前提与条件.     

村规民约略论

通过对村规民约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分析,指出村规民约作为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其存在与发展都与社会当时的具体环境,特别是政治需要及权力运行模式密切相关。作为乡村社会“小共同体”“私的法律秩序”,村规民约与国家“公的法律秩序”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提出为保证中国法制统一,学界不应过高渲染村规民约的功能作用。村规民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伦理价值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和意义是主要的。     

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的逻辑关联与进程

中国县级管理从学术讨论到县级管理改革讨论存在三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分析视角：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县权的权力结构、县政的政权架构和县域治理的公共协商取向存在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特征,体现为制度合作方式的不断演进。县级管理制度创新可以探索县级管理变革的制度合作复合形态,核心环节是权力结构和政权架构的整体设计,这是县级管理改革有序发展的基本保证。     

善治理论下社会组织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党员的监督,完成对于政府权力的监督这一传统监督体制存在不足之处.而善治理论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构架理论,它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使得国家权力完成由威权政府向社会回归,而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则是政治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社会组织因为其本身的特点,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分权的一个重要载体,并且由于其体制外的身份,通过不同途径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从而成为我国自律性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助推器.     

县乡干部战略性群体:结构与政策效应——基于一项公共政策的个案研究

县乡干部的政策行为是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运用战略性群体这一理论框架,从一项公共政策在地方行政层级推进中,分析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结构与公共政策效应的关系问题。县乡干部由于在群体目标构建和战略行动协调的自主性不同,分化为战略精英与外围战略成员,在群体内部等级之间形成“支配—依附”非均衡权力结构。资源向上依赖、等级权威价值认同、社会流动筛选和等级权威复制等机制共同维系了县乡干部群体的等级秩序。在战略群体外部,企业利用结构化机制与县乡干部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联结,消解了政策的公共性,共享了政策收益。面对政企结构化后结成的强势地位,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利益诉求被选择性忽略。在农村社会中“政府”“资本”“民众”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实践就是在一项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并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图景。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发展的三重制度结构探究

中国传统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表现为社会的基础结构、治理结构和演化结构。基础结构表现为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竞争替代性,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与外在稳定性特征;治理结构表现为政治权力的运行结构、以民间社会资本积累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发展结构、以家庭与宗族等原始社会组织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结构、以传统历史文化表象为基础的政治文化认同结构;演化结构表现为多元化的生态发展趋势。     

传统吏道的内涵、结构、特征及其现实启迪

吏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概念,其本质是吏道观念系统对吏治实践规则的决定,是为政观念之主观见于为政实践之客观的认知与行为范式,是由一定的政治观念系统所决定的政治行为规范。传统吏道的内涵可从自然起源、历史演化与社会认同三个方面寻求依据。传统吏道包括“散点织锦”与“纵深分布”双层结构;吏道的具体运行轨迹主要有二：一是由表及里,二是由内而外。传统吏道具有四大特征：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对立统一,平民化与精英化的对立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对立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对立统一。吏道的内涵决定了吏道的结构、运行与特点,是吏道的核心。中国传统吏道对于现实社会具有启迪作用。     

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政治变动

美国建国之后,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崇尚民主自由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政治,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了美国政治的主要传统.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自由主义政治所导致的政府权力弱小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美国政治面临巨大的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把加强政府权力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美国政治由自由主义逐渐走向国家主义.     

晚清县级以下基层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监控

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文章就此考察县以下行政政权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政权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地方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政权.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政权,到晚清时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地方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相反,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基层政权,成为晚清地方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政权逐渐萎缩.     

论民间组织的价值

随着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推进,以空间为存在前提的民间组织大量繁育。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审视,中国民间组织的大量繁育无论在法律普遍性的获得、国家与社会价值目标的整合、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限制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滥用、公民文化的形成等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公共管理、社会生活等实践层面上都有利于社会的治理。政府和社会理应从资金来源、自主性建设、法制建设等诸方面加强民间组织建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政治军事战略的演变及其得失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德国国家战略的重点从欧洲转向了世界 ,即由原来的大陆政策调整为世界政策。政治军事战略一旦与有限的国力相矛盾 ,第二帝国便走上了一条败亡之路     

征服后的遗存:现代拉美社会结构再思考

征服与殖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拉美现代社会结构是征服战争的产物.征服者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与被征服者印地安人构成基本的社会结构;征服者对被征服者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和权力.拉美征服型社会结构有三种不同类型,即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这种结构历经19世纪拉美独立战争和20世纪的工业化、现代化转型时期直至今日,其根本特点和结构未变,不同点在于混血人种作为中间阶层已占根本优势;这种社会结构阻碍着拉美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