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农地流转制度改革研究——以立法调整和利益分配为中心

二战后日本的农地流转制度改革贯穿了其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全过程。随着对《农地法》、《农业振兴地域整备法》、《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等主要法律及相关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日本对农地流转的限制逐步放宽。其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基本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避免了少数集团的利益垄断。农户成为立法调整、政策变更和利益分配的受益主体。凭借农地流转活动的发展,日本农户的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出现倒置。土地分散经营的状况也有所好转,单位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日本农地制度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二战后,日本的农地制度和政策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体制;第二阶段从制度上促进农地流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如何评价日本的农地制度改革及相应的政策效果,日本学界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日本与中国的农业虽然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但在农业生产组织结构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应在完善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快土地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     

转型时期俄罗斯农地流转法律制度变迁的法经济学分析

俄罗斯农地私有化改革确立了农地私有产权的合法地位,但是就农地能否买卖一直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就使原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职工所获得的只是写于"纸"上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的不可交易性使俄罗斯农地资源在改革初期并未得到合理的配置.2002年颁布的<饿罗斯农地流转法>为农地交易提供了制度保障,农地流转数量在<俄罗斯农地流转法>颁布后不断增加.而后,俄罗斯又制定了与农地流转相关的地籍管理的法规,使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降低.上述法规的制定促进了俄罗斯农地流转,为俄罗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制度保障.     

试论当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义

农地制度的外部环境已随着中国经济近20年改革和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大去年8月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允许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这一举措是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而对现行农地制度进行必要修正,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这种修正是对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力以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同时还有利于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收入——基于揭阳市416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广东省揭阳市四县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从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人均非农业收入三个方面,分析了农地流转中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年龄只对农民的农业收入有负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存在正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民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都存在正影响;耕种土地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存在正影响,对非农业收入存在负影响;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存在正影响。提出在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基础上加快和规范农地流转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地流转供求态势探析

农地流转取决于有效的农地需求和农地供给,通过中国农地市场流转理论决策模型的研究,动态考察当前中国农产品价格、非生产性收益、生产性成本、非生产性成本、土地使用成本、土地交易成本等因素对农地供求的影响作用,可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土地市场流转供求态势既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同时还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为此,促进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流转,其前提是打破垄断,培育市场,大力发展与农业经营紧密相关的“非农产业”,创造市场需求主体。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发展方向

文章认为现有的土地制度已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农民非农转移与农村发展 ;由行政手段主导的均田制向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转变 ,以及在此基础上土地权利的自由流动 ,是我国农村市场取向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WTO的挑战 ,应建立新型的农地关系 ,正确处理城镇化发展与保护农村利益的关系 ,实现农地合理、有序的流转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土地制度创新     

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

文章指出农地集体所有制必然要求农地的平均分配 ,这不仅使农户经营规模狭小、地块细碎、劳动生产率低下 ,而且由于产权主体与边界不清 ,难以实现农地有效流转并激励农户投入的热情。而农地国有化会进一步疏远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同时 ,运作的交易费用可能过高。因此 ,可供选择的农地制度应该是自耕农所有制。     

土地流转与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变动

不同类型的土地流转对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有着根本不同的影响.在农户间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下,土地流转基于村庄中的互惠关系展开,得益于此,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耕地规模得以扩大,并实现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家计生活的改善;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流转模式下,土地向资本集中,土地流转的互惠机制瓦解,农村中老年劳动力不仅退出了村庄中的土地流转市场,也逐渐退出了农业生产劳动,从而在整体上处于“半失业”状态,家计生活陷入贫困.因此,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利益,选择真正适合中国农村实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土地流转模式.     

论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与制度均衡

三农问题是事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问题，土地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个体农户的基本生活保障．从根本上制约着农业的相关进程。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归根结底是利益博弈问题，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者之问的利盘再分配，是一种制度非均衡一利益博弈一制度均衡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本文尝试借助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将影响我国土地政策的相关博弈因素细化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部分，并对三方的效用函数进行剖析，从而对现阶段的土地流转制度作一系统梳理和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分析当前常态化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并揭示其内部形成机理，可以为土地流转政策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内生Probit模型、T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促进了土地流转，且结果稳健。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的农户，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促进土地流转这一现象在抚养期、赡养期和稳定期的农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与留守农户相比，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历有助于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在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促进土地流转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回流的农业转移劳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吸引外出务工群体回乡发展的同时，促进他们在本地非农就业是加速土地流转的重要途径。     

土地价值、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农村土地主要具有生产价值、财产价值、转让价值,农户家庭根据自身禀赋对土地价值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偏好,这会对其土地转出意愿产生影响。对生产价值、财产价值偏好强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土地转出意愿较弱;转让价值提高会增强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提高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满足农户的土地财产价值要求、提高土地转让价值、提高非农收入所占比重、改革现有的农业生产补贴制度、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程度,来增强农户家庭土地转出意愿,促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     

新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分析与启示

基于分配冲突视角下的新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产权结构-行为选择-经济绩效分析框架,对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从历史经验的反思中得到如下对深化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方向、方式有益的启示:其一,农地制度始终是影响我国农业经济绩效的核心因素,其中由农地产权决定的农业剩余分配问题是构建科学合理农地制度的核心;其二,国家须适当参与农业剩余分配,落实农民应有土地财产权益;其三,农地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需做次优选择,最大程度地释放提升资源分配效率的制度潜力;其四,控制制度变革的摩擦成本,引导农民内生的制度变革需求和认知选择。     

释放制度能量: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取向

我国农村改革发展30年间取得重大突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关键是赋予农民土地用益物权.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产权主体缺位和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探索农地流转新模式迫在眉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农地制度改革,既要注重研究农地所有制又要充分关注农地产权,按照效率原则对农地产权进行合理界定,通过完善农地产权交易市场、打破地区壁垒等途径,促进农地资产合理流动,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     

地方政府行为与农地集中流转——兼论资本下乡的后果

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全国掀起了农地大规模流转的浪潮.调查发现,一部分农地集中流转并非市场推动的生产要素自发流转,而是地方政府运用行政力量等各种资源对资本和农民进行双重动员的结果.农地集中流转行为的发生嵌入在地方政治生态中,它既是地方政府落实中央“适度规模经营”政策的目标责任的后果,又是其主动追求政绩、争夺项目资源的产物.地方政府运用政治、经济手段对农地流转的干预,不仅没有培育出完全竞争的土地流转市场,反而使自身陷入了合法性的困境.     

论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创新

在最近几年 ,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中 ,农地使用权的流转 ,是农业改革市场化的必然趋势 ,各地出现了多样的流转形式 ,但是由于农村土地市场发育迟缓 ,配套改革滞后 ,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无序现象 ,成立县乡两级政府的土地信托服务机构 ,为社区范围内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信息 ,指导签订合同与公证 ,解决纠纷等 ,有利于维护土地所有者、承包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     

从土地秩序与土地认知反思农地制度改革

村庄实践中的土地秩序和土地利益主体农民的土地认知,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回顾农村土地秩序的变迁历史,在田野经验基础上梳理土地承包秩序、 流转秩序和征用秩序的实践样态,发现不同的土地秩序对应相异的产权需求,农民的土地认知和土地权属观念既受传统的多元地权配置的影响,又受城乡二元体制、 地方知识体系、 村庄阶层分化、 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既需借鉴历史实践中的制度遗产,又需结合城镇化进程中村社结构与基础的变迁.     

日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困境的形成机理与治理策略

日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产生于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农业部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同时,老年劳动力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经济增速放缓后,高龄劳动力大规模向农业回流,又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从而对农业的产业竞争力提升和村落共同体功能维系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形成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是农业综合效益和收入水平偏低,而阻碍农业收入水平提升的深层原因是大部分农户长期以来经营规模过小。为充分利用大批老年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的契机,加快构建以农业核心经营者为基础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日本近年来在农业补贴、土地流转和产业融合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新举措。日本为摆脱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困境而进行一系列农业改革的经验,或可为中国农业农村治理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日本大米支持政策的演变路径和特点研究

日本在二战后的不同历史阶段,根据农业农村内在矛盾和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积极调整大米支持政策,对于解决大米供需矛盾和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通过文献整理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日本大米支持政策的演变路径和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以核心政策变化为依据可以将日本大米支持政策划分为:《粮食管理法》时期、《主要粮食供需及价格稳定法》时期和安倍政权时期三个阶段。目前,日本大米支持政策改革将培育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目标,运用市场机制和直接支付补贴制度推动从消费者负担型向纳税者负担型转变,促进饲料大米、小麦等作物增产。虽然直接支付补贴制度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且透明度更高,但其绩效仍需提升。另外,培养何种农业经营主体更加符合政策改革理念也有待研究。最后指出,东亚小农国家的土地利用型农业需要政策保护和国民理解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中日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农村土地使用权为何流而不动--析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外部条件及政策选择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环节,但是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极不活跃。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的短缺、农业比较收益的下降、分散且不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以及农地使用权市场的不完善制约了农地使用权的流转。促使农地使用权流转顺畅发展的根本要减少农民,并进行相关的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