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金融危机冲击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侵蚀调整中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财政基础,从而对广泛意义上的日美同盟调整构成冲击。日美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及相应财力物力支撑。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同盟资源有限化的制约。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此情况下,日美同盟将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从长期来看,全球化金融危机促使合作性机制的构建,从而有利于化解日美同盟的对抗性。     

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日美同盟关系

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恐慌程度,波及的范围,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都是空前的.它影响着国际社会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国际秩序、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型与走向.本文试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切入点,来分析日美同盟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再强化与转型,进而从日美同盟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其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九一一"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

“九一一”事件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出现较大差异性。对美军全球部署调整中两同盟的军事功能进行比较可见: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日美同盟地位中心化、美韩同盟地位边缘化;对两同盟在应对“朝鲜威胁”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可见:在地区安全难题中,日美同盟手段军事化,美韩同盟手段政治化;对两同盟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态势进行比较可知:在大国政治博弈中,日美同盟紧密化,美韩同盟离心化。     

日本对德结盟与日本对美结盟的关系

始自第二次日英同盟、经日俄同盟直至日德同盟,日本一直存在把美国作为针对对象的结盟意图。日美同盟建立的历史基点是由日美冲突转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前提的形成与日德同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德同盟时期的日本政界与日美结盟时的日本政界颇有渊源,从而在日本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持续结盟的力量。日德同盟的经历为日本对美结盟留下了要尾随强者获得利益而不要轻易挑战强者的观念。     

美日同盟涉台条款溯源

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发表涉台《共同声明》,再次使美日同盟涉台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美日同盟涉台最要害的是“远东条款”,从日本政府对“远东条款”一再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的演进轨迹,即无论美日与中国的关系如何,美日对中国做出什么承诺,“远东”包括“台湾”始终是日本官方的“统一见解”。《周边事态法》、《有事法》虽对美日同盟适应范围有所调整,但其在涉台方面并无丝毫松动。美日同盟涉台条款明显违背中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业已达成的共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国际法义务和国际信义的亵渎。它阻碍了我国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更是有害无益。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重战略指向

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同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走向衰亡,相反却日益巩固.这一战略态势的形成,主要是美国基于同盟内外状况深思熟虑、运筹帷幄的结果.控制日本“异动”的战略需要,孕育了美日同盟日益巩固的内部动力；而遏制朝鲜“威胁”和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诉求,则构成了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外部推力.在这三重同盟战略目标的导引下,美国对美日同盟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指向进行了深入调整,使它逐渐适应了冷战后的新现实.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澳同盟转型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澳同盟的转型进程加快。从同盟针对的目标来看,美澳同盟将围绕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全面转型;从同盟内部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引导和塑造能力明显增强;从同盟性质来看,美澳同盟将从防御性同盟转型为进攻性同盟,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从同盟合作范围来看,美澳同盟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美澳同盟转型是美国调动盟友资源、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适应了澳大利亚缓解战略焦虑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这不仅使得两国在战略上深度捆绑,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量优势,也使得澳大利亚处理对华关系难度加大,并冲击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进程。     

论代偿机制与复合同盟的维系——基于对美日同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日同盟何以长期维系是联盟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亚太地区秩序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主流联盟理论尚未深入探讨的“复合同盟”概念是基于正式条约合作的政治经济同盟,主要特征体现为安全合作具有最高决定性,经济合作具有战略性,二者共同寻求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具有进攻性与排他性,且文化合作对同盟的维系具有放大效应。复合同盟的维系可以被划分为同盟解体、同盟弱化、同盟维持与同盟强化四大形态。基于联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探究美日同盟长达70余年的演化发现,促成美日复合同盟长期维系的是经济—安全“代偿机制”,其完整的驱动逻辑是体系压力(前置变量)、代偿机制(核心变量)、国内政治(中介变量)、复合同盟的维系(因变量)。近年来美日复合同盟趋向失衡的双向代偿在美日两国国内、区域乃至体系层面产生了愈发显著的负面效应。而在体系变迁、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前景下,若代偿机制持续严重失衡,美日同盟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同盟弱化。     

三维棱镜下的日美同盟

冷战结束后,以日美同盟为代表的当代同盟历经了再定义和不断调整,展现出一系列新内涵、新特点.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三维棱镜,全面透視曰美军事同盟"再定义"、运作和调整等微观特征,以求提升同盟理论研究的层次,拓展理论研究的方法.     

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禁令及其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日本在放宽武器出口禁令进程中,其解释由狭窄向宽泛转化,手段由技术转让向多种"例外"转化,出口对象由单一向多元转化,出口产品由高端向高端与低端并举转化。武器出口禁令的放宽与解禁集体自卫权、日美同盟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武器出口禁令的放宽会产生多米诺效应,随之受到影响的是和平宪法,最终会影响日美同盟。从短期来看,会增加日美双方的防务能力,从而增加日美同盟的整体实力,增强同盟的威慑力。从长期来看,会不断提升日本的综合防卫实力,维持日美同盟稳定的传统结构会被颠覆,日美两国的价值观将出现偏差,日美同盟的观念基础也将被颠覆。     

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日美再度博弈冲绳

近期,由美日核密约以及日本内阁更迭引出的冲绳问题再次成为两国媒体上的热点。"二战"以来,对冲绳的争夺反映出日美同盟关系由"不对等"向"对等"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历史形成并延续下来的冲绳"民间—官方"模式既提供了一扇解读日本国内政治的窗口,也成为观测日美同盟关系走向的风向标之一。     

“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日美同盟关系逐渐加强,日本积极调整国家定位以及外交安全战略走向,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也变得更具多重性与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于2012年3月16日在京举办了"美国调整亚太战略     

日美同盟与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东南亚是牵涉日美同盟重大利益的地区之一.在日美同盟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也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日美同盟与南海、东南亚海上通道、东南亚地区反恐等地区热点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东南亚国家唯有通过积累强大的综合实力、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抓住机遇,强化独立自主意识、营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对话机制、实施具有层次性和非对抗性的"大国平衡战略",方能有效地实现自身安全利益.     

日英同盟与"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比较

由于地缘因素的限制,自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即使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对外结盟的政策定式.日本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先后同英、美两个全球主导国结盟,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地区性大国.然而,日本在结盟过程中带有较强的自利性,与盟友的矛盾也不断增加,再加上地区力量的多元化,不断"再定义"下的日美同盟很可能重蹈日英同盟走向消亡的覆辙.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问题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冷战时期日本的中东政策及其困境

冷战期间,中东各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美苏在此同台竞技,这为日本中东政策的顺利实施设置了多重障碍。日本因美国的战后改造而彻底被日美同盟所捆绑,而由于美以同盟的存在、阿以冲突的愈演愈烈,日本在中东问题上间接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这种状况在1973年得到改变。此后日本中东政策困境表现为：在中东地区如何在日美同盟和美国与阿拉伯一伊斯兰敌国的矛盾之间保持协调;在中东地区如何在美苏冲突中保持协调。保持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保障领土安全构成了冷战期间日本中东政策困境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