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記二则

1977年 ,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其中有 3枚木牍。 1号木牍应是一本单独的书 ,从内容上看 ,应是思孟学派纪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 ,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孔子家语》与 1号木牍关系密切。     

《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章题与今本《家语》之比较

通过比较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相关章题与《孔子家语》,可以发现:《家语》存在很多后人改动的痕迹,而《说苑》则与木牍章题最为接近。很多材料可以证明,从出土文献到《说苑》再到《家语》,存在梯次演进的痕迹,而《家语》处于最末一级,因此在版本学上是“晚出”的。但《家语》的改动并非出于王肃之手,而很可能就是孔安国所为。《家语》由于脱胎于“诸子百家语”之类的“说”类材料,因此在材料来源上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故而很多内容并非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实录。     

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二号木牍“共侍”两字释义

1973年9月,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训练班浙江小组发掘了湖北江陵县将台区凤凰山第十号墓,出土西汉初期木牍六枚,竹筒一百七十余枚。姚桂芳同志回到杭州,将六枚木牍的照片给我看(那时竹简还未整理出来,照片未见)。我曾试释数段。后来《文     

和田博物馆藏源于龟兹国的一件佉卢文木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佉卢文/犍陀罗语的木牍来自龟兹古国。木牍由三块木板组成。核心木牍部分未开封,文中所提供的转写、译文、注释以及词汇表,仅仅涉及外部可视文字。此木牍产生于公元3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木牍的持有者是尼雅出土佉卢文书中多次见到的人物,即萨迦牟云(Sagamoi),他曾经从鄯善逃往龟兹国,几年后又回到鄯善。尽管本件木牍的内容未能彻底破解,但它的重要性依然无可争议,这是迄今为止来自龟兹地区最早的世俗文献,涉及到龟兹古国的国王Pitrr·bhakta,特别是为鄯善国的佉卢文称谓Nuava提供了原始证据。     

出土文物与汉乐府《秋胡行》古辞考

汉乐府《秋胡行》属相和歌清调六曲中的第六曲,古辞已失。汉代流传的"秋胡戏妻"故事以及汉代画像石"秋胡戏妻"画像等一系列文物的出土使我们考察《秋胡行》古辞的本来面目成为可能。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汉墓编号为13号的木牍上记载的书目《列女傅》应该是刘向编撰《列女传》的重要取材之一,其中"鲁秋洁妇"故事,应是《秋胡行》演唱的记录。古辞《秋胡行》的歌辞考察对汉乐府歌辞留存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从天长纪庄木牍看汉代的徭役制度

天长纪庄木牍《算簿》所载算赋数与更役数重合,表明凡算赋交纳的对象,同时也是服更役的对象,凡算赋交纳的年龄段,同时也是服更役的年龄段,即汉代服更役的对象为十五岁至免老年龄之间的成年男女。对天长纪庄木牍《算簿》和《户口簿》的定量分析表明,汉代每户平均服役人数不少于二人,与汉代晁错所言相符。汉代的傅籍属兵役性质,傅籍的对象限于成年男子;始傅的年龄,汉初为十七岁,汉景帝二年后为二十岁,汉昭帝后为二十三岁。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99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坐落于南宁市民族广场东侧，创建于1934年，现有藏品五万余件，其中一级藏品一百多件，包括80万年前的手斧，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商代的兽面纹铜卣，汉代写有370多字的《从器志》木牍等出土文物藏品；馆藏有大量民族文物，收藏有铜鼓360多面。     

新疆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初探——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对抗喀喇汗朝的新证据

新疆和田策勒县达玛沟北部某遗址出土的4片突厥卢尼文木牍,其内容是由于祝(ücü,今新疆乌什)地方的某突厥语部族首领上达给某重要人物的书信,言捕获了对于术(ücür,今新疆焉耆七个星)构成威胁的25个敌人。木牍文书的年代约在10世纪中后期。木牍文中提到的qan"汗"可能为于阗国王或某部族首领,发信人应是塔里木盆地一带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操突厥语部落首领。木牍文书所言侵犯于术的敌人,有可能来自喀喇汗朝。     

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

地方行政制度有两方面重要的内容,一是行政区划,二是吏员配备.这就是《周礼》里所说的“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两大工作.正史一般都有《地理志》(或郡国志、州郡志)和《职官志》(或百官志),前者是以行政区划为框架,记载有关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因素,后者则是记录各种职官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行政区划(包括层级、幅员和边界)和吏员配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地理志》所反映的行政区划一般都以一个大致的年代为基础,《职官志》所说的地方政府的吏员配备也只能是原则性的情况.而具体到西汉一代而言,则《汉书·百官公卿表》连郡县两级吏员数量的原则规定也未载,因此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又因为这些吏员是附着在一定的郡县上的,也就附带阐明了当时的政区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该郡的人口、土地以及财政收支的材料,都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本文无法全面论及,只想就一二号木牍内容挑几个例子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