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陶孟和的社会政治思想——以《新青年》为中心

陶孟和作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在多变的民国社会中,不仅仅专限于社会学的贡献,而且也作为胡适派学人群中一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同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共同的思想意识共同倡导民主与自由等新文化运动所孕育的主体精神。同时以社会学的眼光观察多变的民国社会,寄托一种调查的宏愿,以求了解中改良和改变中国。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以《新青年》为中心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很多社会思潮有过思想交锋,其中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影响深远.以《新青年》为中心,通过梳理《新青年》文本上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介绍,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交锋的核心内容与经过,可以揭示这一交锋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大意义.     

从思想启蒙到文化复兴——20年来"五四"阐释的宏观考察

新时期前期我国学术思想界对“五四”的阐释,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形成了“思想启蒙”、“文艺复兴”和“反传统”三种基本的诠释模式,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五四”的复杂面相。90年代的新一轮的“五四”反思,出现了“重申”、“重估”和“重释”等不同倾向,再次形成“五四”阐释的多元化格局,并带来研究内容的扩展,五四后期的整理国故重新得到肯定,一些守旧的学术人物进入研究的视野。随着学术文化思潮的变迁,“五四”阐释的主导话语,已从80年代的“思想启蒙”转变为新世纪的“文化复兴”。     

德性伦理还是角色伦理——以《孟子》为中心进行的考察

孟子的伦理学建立在其目的论与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是德性伦理学。但是因其理论具有普遍人性与特殊人性相统一,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特色,又因其对角色伦常的强调,使得其伦理学具有角色伦理学的某些特色,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断定孟子的伦理学就是角色伦理学。其次,在孟子思想中,普遍的人的德性与特定角色应具有的德性是统一的,但普遍的人的德性是人之为人的前提,角色在逻辑上位于德性之后。而且孟子的权变思想也体现了其德性伦理学的特征。     

从“德性”与“理性”角度看中西政治实践的基础——以牟宗三和蒋庆的论述为中心

总体上说,西方政治实践的基础是＂理性＂,中国政治实践的基础是＂德性＂。这种不同导致了中西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同。牟宗三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承认＂理性＂作为政治实践基础的重要性,以及承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而蒋庆反对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反对以＂理性＂作为政治实践的基础,以及否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其间的分歧颇具启示意义。     

“五四模式”与文本裂隙——以冯沅君作品集《卷葹》为中心

五四时期,新青年形象日趋单一,并逐渐凝固为稳定的"五四模式",自由和爱情作为被新文学建构出来的隐喻和象征,成为社会批判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冯沅君早期作品集《卷葹》,在价值体系和叙事模式两方面所呈现出的"五四模式"中却存在着巨大的文本裂隙,这其中既包括"爱情"与"自由"之间阐释的循环,也包括被文学作品所塑造出来的共通经验与个人经验之间的矛盾和落差。作为一部典型的独具时代特色的文本样式,对它的厘清与阐释,有利于深入解读"五四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演变的过程。     

五四新文化派的政治转向及其思想差异——以《每周评论》时期为中心的分析

五四新文化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激发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是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虽有分工,但政治诉求上的关联却相当明显。新文化派的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是因为他们仍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革命、以舆论批评这种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影响社会。然而随着新文化派中的激进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彻底走向分裂。但即使在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的激进成员中,其接受的初衷、方式以及思想取向也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社群之女性想象的时差——从《新青年》到《文社月刊》

清末民初,中国已经开始大量的性别论述,发言的主体也不仅止于男性,女性在此论述空间开始展开其发言权。早期的女学思想可以《饮冰室文集》里的论述为代表,倡导透过对女性的教育(所谓的"女学"),一方面养成贤妻、良母;另一方面使女性经济独立,从而建立幸福家庭,造就富强国家。《新青年》同样也注意这一方面的议题,不仅设立一个"女子问题"的专栏,且由女性执笔论述,上个世纪20年代基督教的重要出版物《文社月刊》,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性别的状态特别是对于女性地位与未来发展的建构提出他们的构想,透露出当代的(男性)基督徒在书写中模拟的女性形象与企图形塑的理想愿景。     

从“直觉”到“理性”——梁漱溟哲学方法论的转向考察

梁漱溟先生的哲学肇始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由所“立”——发掘论证传统儒学的当代价值与所“破”——批判工具理性的绝对化倾向出发,视直觉为本体与发用的统一,并诠解出了直觉作为“德性之知”和“情意之知”的意涵。其阐发富含创见,但囿于早年的理论旨归所限,将直觉置于理智的对立面,强调了直觉的本能冲动意味,导致无法形成圆融的方法论,也难以建构严整的形上学体系。在意识到了局限性所在之后,弃直觉而转向了儒家的理性。然而,粱漱溟对理性概念的清理和阐发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有待我们继续研究。     

从《新青年》到“新青年”：五四知识青年的《新青年》阅读与思想变革

《新青年》由 “普通刊物”发展为全国的“金字招牌”,与读者密不可分。《新青年》同人对“新青年”的营造,使其影响从上海、北京等中心场域扩展至全国,促进了《新青年》的大众化,引起了地方的再阐释与回响。通过《新青年》同人与读者之间构建的社会交往网络,《新青年》在读者的阅读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革命”“反孔”“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在青年中的传播,促进了“青年”意识的觉醒,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五四青年”。《新青年》与读者之间的社会交往建构了新型的“阅读大众”,构成时代的表征。     

从思想启蒙到革命动员:《新青年》对工人工作时间的讨论

五四运动前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成为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新青年》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苏俄劳动法令的引介,为国内知识界认识八小时工作制的意义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由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则主要探讨如何接续国际劳工运动关于工作时间的制度与经验,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的实现路径。国民革命兴起之后,《新青年》将八小时工作制置于日常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关联的维度中论述,并凸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指导。考察《新青年》对八小时工作制论述的变化及其多元视角,有助于理解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劳工运动与国际劳工运动的关联,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八小时工作制主张的理论渊源。     

宪政诉求下国民德性的现代重塑——以梁启超《新民说》为中心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宪政问题提出以来,梁启超较早地注意到宪政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离不开相应伦理德性的支撑.他主张应改造、重塑国民传统德性,为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奠定人文基础.     

德性的功能及其限度——以中国传统道德为中心的讨论

德性的价值有多种表现,其对人、社会、国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为了个人权利与自由,需要提倡德性,宏扬人性的善与爱.但同时,德性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德性作用不是无边际的,是有针对性的;德性作用不是一劳永逸的,是需要长期教化的;德性需要整体合作,单个德性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片面夸大而崇拜德性作用或贬抑而拒斥德性作用都是因为对德性价值或功能缺乏正确理解与把握的表现.     

重申启蒙——走出从启蒙到集权的“辩证法”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左派总是站在启蒙一边,为启蒙摇旗呐喊。然而,在当今时代,启蒙与左派之间的天然纽带正在断裂。在一些左派看来,启蒙不仅是理智上有缺陷的思想纲领,而且是政治上危险的行动纲领,不是被当作自由之路,而是被当作通向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之路。针对当今左派中盛行的反启蒙和反现代性思潮,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申启蒙。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虽然有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一个包含着规范理想和解放潜能的未完成计划;布隆纳进而认为,启蒙不仅不是主体形而上学暴政和集权主义渊薮,而且是无情批判现实和主张积极行动的进步主义政治学。应该承认,在当今时代对启蒙的辩护是有意义的,但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对启蒙的批判寻找到更好的启蒙概念。     

《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

《新青年》"通信"栏目戏剧性的演变过程,显示了近代报刊民间化和政党化的双重影响,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投影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公共空间"既建构又解构的悖论性状况,使"现代性"在中国语境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面目。     

从“个人”到“人民”——论“五四”人的启蒙及其对当代人民文学的开启

五四运动不仅是现代文学的开端,也同时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个性解放”和“大众”运动这两重含义,“个人”这一话语在五四初期得到彰显,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救亡思潮出现,其蕴含的大众化、人民性的这一面被揭示出来,而人民性也恰好是开启当代文学的标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启蒙,也兼具当代文学意义的人民性,在当代的意义并未失落。     

梁漱溟:“伦理本位”的中国文化及其走向——以《中国文化的命运》为中心

梁漱溟认为,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中国文化自然是“伦理本位”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他指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是中国社会构造的基本特征,这一特点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二重性,一方面中国文化以“伦理情谊,人生向上”见长,另一方面又因“伦理本位”而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所以,中国新文化之路应“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     

《新青年》主将的伦理意识与“五四”知识者的失位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历程,自晚清思想与文学的觉醒起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勃兴,对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态度之争终于达到高点。可无论在观念上如何取舍,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杂志同人总无法摆脱作为传统继承人的"人子"身份和未来引导者的"人父"身份。论题结合《新青年》杂志刊出的同人作品以及他们的回忆性文章,以思想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讨论的基点,进而发现他们"为人子"与"做人父"、"本为徒"与"实为师"等双重角色并构来思考和反思这一代人的知识问题,进而为知识分子问题做出历史性的反思并且抽象出其对当代的启示。     

五四时期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以长沙《大公报》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湖南妇女解放运动从要求婚姻自决权开始,继而发展到要求男女教育平等权、财产继承权、参政权等,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究其原因,一方面,湖南有一批如曾葆荪、吴家瑛、王昌国、王钰、许友莲、周天璞等为代表的非常优秀的觉醒女性;另一方面,也与<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的宣传鼓动是分不开.     

舆论传播与五四学生运动——以五四时期《京报》为中心

报刊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不仅可以反映舆论,而且能够引导、组织、制造舆论,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潮,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群体既富热忱和变革理想,又具有新知,他们最先与舆论媒介结合,唤醒国民,成为民众运动的先导。《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与学生群体的交往,造成"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舆论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舆论引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绪,同时又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