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防御、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承担

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经理人市场对经理人约束作用有限,经理人的自利和短视行为造成严重的管理防御现象,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管理防御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理人的管理防御行为通过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显著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内部控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管理防御对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按产权性质分组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管理防御对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以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杠杆操纵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杠杆操纵角度考察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条路径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与账面杠杆率较高的企业、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抑制企业杠杆操纵提供了现实指导和政策启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变化

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风险管控是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之一。选取2000—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不同分类特征下的混合和非混合所有制企业风险水平进行非平衡面板实证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系统性风险（Beta系数）和财务风险（Z指数）确实低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资本市场的回归结果显示,其中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表现相对较低,而混合所有制民营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则要高,这说明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或是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时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而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或是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资本时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但无论是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还是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企业的收益波动风险都会显著提升。     

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是所有制的核心,是"混改"成败的关键。以2016年中国A股上市的238家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并使用PSM法选择配对样本,构建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并没有显著提高产权保护水平,"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均与产权保护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中等"混改"深度和"混改"制衡度更有利于产权保护。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非国有控股股东有更好的制衡效果。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产权保护水平,并在"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与产权保护作用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文章丰富了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司治理层面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债务治理与融资约束的双重视角

在全面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银行业竞争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手动收集的中国各省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结合中国上市企业财务数据,考察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银行业竞争显著地增加了企业投资水平,但是并未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进一步地,银行业竞争虽然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加强债务治理来缓解国有企业投资不足行为,但是融资作用的发挥也可能会加剧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因而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将取决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相对程度。同时,银行业竞争通过加强债务治理作用抑制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来减弱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进而共同促进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与国企混改效率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国有企业效率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基于2008—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在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企业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国有控股程度对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效率,且相对控股的治理模式比绝对控股更有利于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提升。而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分组检验显示,在垄断行业中,绝对控股的治理模式优于相对控股。进一步分析表明,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效率提升更大。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存在促进作用,且融资约束均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公司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决定的实证分析——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势在必行。而通过资本结构的调整,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最终扩大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收益,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关键。选取2009—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并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通过实证分析最终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的负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约束和战略承诺两种因素的作用,解释了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的差异。建议在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进程中,对于垄断程度越大的行业企业,可理解多地考虑引入民营资本。民营资本的引入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确定最佳的公司负债水平,即提高资产负债率有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金融化吗？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功能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并不具备功能实现条件以及存在较严重的利益输送问题,因此不仅无法缓解下属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反而使其加重。非国有控股公司比国有控股公司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地方国有控股公司比中央国有控股公司具有更大的融资约束。     

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融资约 束、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抓手,但相关研究相对不足。 利用 2014—2018 年民营上市公司的并购数 据,检验跨所有制并购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对资本结构 调整速度具有促进作用,且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削弱代理成本而实现,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 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研究结论不仅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及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保护 关注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与融合,促使其发挥民间资本的优势,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建设过程中贡献力 量具有积极意义。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管理效率与创新可持续性

保持企业创新的可持续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具有深远影响。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机制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可持续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高科技行业、营商环境较好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应加强非国有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分类分层推进不同行业、不同外部经营环境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优化国有企业治理体制和外部经营环境,从而全面提高企业创新可持续性。     

企业财务柔性、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企业财务柔性、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柔性与融资约束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前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后者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务柔性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以及上述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该研究结论扩展了融资约束的前因与机理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理论依据、经验证据与行动方向。     

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这一策略的实施既要实现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同时也要重视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升国企改革的综合成效。采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识别出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以及私有化三种不同模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并着重考察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国有参股企业能有效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国有控股对国有资产的提升作用则不明显。此外,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资产的增值具有持续的积极作用,且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减弱,以上结论对于不同的分析方法均有效。机制讨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减少代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和减轻企业负担可实现企业内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最后,对不同行业的分析表明,国有参股在竞争行业的保值增值效果更为显著,且优于垄断行业,从而印证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想。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与高社会责任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国有与低社会责任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投资不足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有助于提升投资过度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这归因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发的企业融资约束效应。（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主要通过加大企业金融化及助推大股东掏空渠道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大股东掏空-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均有效。（4）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对两者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的提高均会加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     

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融资约束研究

文章利用工业企业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投资中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企业中年轻企业或非国有企业都存在融资约束。进一步作者利用开工时间和控股权,对融资约束情况作了交叉的先验分类,把企业分成国有老企业、国有新企业、非国有老企业、非国有新企业四类,对这四类企业的回归分析发现,开工时间长或国有控股的企业,不受融资约束,而非国有新企业却明显受到融资约束。这一经验结论准确反映了我国贷款中推行的担保制度对投资活动的影响。     

混合所有制是否有利于国有企业绩效提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了多元回归的方法,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股权分散度与企业绩效无明显相关关系;股权所有制混合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股权所有制混合程度对企业绩效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发展,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优化产权结构.     

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通过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以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且企业所处地域数字金融水平越高,其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控制水平的效果越显著,相应地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也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对实质性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基于此,企业应努力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上市企业信息透明度的监管,政府需加强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以助推我国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审计质量、产权性质与内部控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对审计质量、产权性质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专著程度高的事务所审计与内部控制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总体上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高,但在规模相同的条件下,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反而更高;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经过行业专著程度高的事务所审计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更高。另外,高质量审计与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存在自选择问题,在运用处理效应模型控制了自选择偏差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融资难与贵的迷宫十字路口:银企联盟的成效

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如何更好地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构成微观经济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使用大样本实证回归的定量方法，研究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可以缓解其融资约束程度，并且这种效果在民营产权、非集团控制、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银企联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难”状况来缓解融资约束，经银企联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的企业市场价值和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同时，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后存在更严重的“融资贵”状况，其需要以支付更高的贷款融资成本为对价，换取银企联盟成立后及时、稳定的信贷资金供给，即企业通过组建银企联盟来在“融资难”与“融资贵”的迷宫十字路口中权衡以实现自身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