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市背景下的高管持股、年薪激励与研发投资——基于2008-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分析了熊市背景下高层管理者持股数量、年薪总额和研发投资关系。利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在熊市背景下高管持股数量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高管年薪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相对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管持股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支出负面影响更显著;股权集中将降低高管持股对研发支出的负面影响。相对于高盈利企业,高管持股对低盈利企业的研发支出负面影响更显著;相对于低成长企业,高管持股对高成长企业研发支出负面影响更显著。     

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发现,家族控制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超额薪酬;家族控制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非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会计信息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2009-2011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按照会计信息质量高低进行分组回归,实证检验不同会计信息质量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强弱的影响。结果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对高管薪酬业绩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同时发现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也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会计信息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相关性更显著。     

论上市公司高管异常变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2006—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管异常变更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高管异常变更后,公司业绩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半年高管发生变更的公司,其变更后业绩均有下降;下半年高管发生变更的公司,短期业绩有所提高,但长期业绩却依然下降。     

大股东控制、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9—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大股东的视角来实证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探究大股东控制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的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研究发现：内部高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小;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大。大股东控制与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关系密切,这说明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大股东控制确实具有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     

公司治理、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

以股改后的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并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视角探讨如何弱化这种非理性行为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通过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将有效的抑制高管过度自信的心理行为并进而弱化高管过度自信行为对现金股利支付政策的负向影响.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高管薪酬的关联研究

以《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在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实施为背景,基于薪酬契约理论,选用2012年内部控制信息数据为研究样本,描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行业特征,通过构建OLS回归模型,探究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联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其高管薪酬水平存在一种倒置现象,即相对于未披露其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那些披露其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高管薪酬水平;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公司高管变更的市场反应——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1—201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以61天为窗口期，运用事件研究法，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事件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变更事件具有信息含量；高管变更事件既可能被市场解读为好消息，也可能被市场理解为坏消息，具体取决于市场对高管聘任的态度；变更公告发布前累积超常收益率呈上升态势，随着变更公告的发布，累积超常收益率表现为明显的下降态势；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正，非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负；自愿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正，强制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负；非常规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高于常规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上述发现对完善企业高管聘任机制、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盈余管理异质性会影响管理者薪酬—业绩敏感性吗?——基于内部控制治理作用的探讨

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使得管理者具有操纵盈余获得超额收益的动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而有不同的表现,而内部控制对此有治理作用。以2009—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可实证检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发现盈余管理总体上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当考虑盈余管理方向异质性时,管理者进行调增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后,其薪酬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而管理者进行调低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后,其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良好的内部控制能起到治理作用,减弱盈余管理对薪酬和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其治理作用却存在差异。这一结果说明,现行内部控制的作用存在局限,要想达到预期治理效果,需要提高内部控制的质量,进而提高内部控制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