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市场的法律规制、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

期货市场是现代经济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市场自律、政府监管和法律规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借鉴监管与规制的相关理论方法,可以建立一个市场自律、政府监管与法律规制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以便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期货市场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和政府基础以及法律规制;同时,参与市场的利益、主体为保护自身利益建立行业自律。由于行业自律的特殊利益主体保护、法律规制的时滞性以及法律不完备性普遍存在,政府作为监管者必须实时监控、适时阻止影响公共秩序的利益行为,以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论上市公司反敌意收购行为的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的收购与反收购是一体两面的事物。反收购措施的产生、发展与敌意收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法律价值看,收购制度更倾向于保护的法律价值是兼顾效率与公平,以效率为主;反收购制度更倾向于保护的法律价值是兼顾公平与效率,以公平为主。从法律主体看,收购制度更倾向于保护收购方;反收购更倾向于保护被收购方,具体而言,反收购更倾向于保护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反敌意收购制度,保护合理的收购防御行为,有利于克服敌意收购的负面效应,保护市场公平。     

互联网反垄断司法规制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互联网反垄断司法规制是反垄断研究中的新命题。通过对15份互联网垄断行为案件司法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互联网反垄断司法规制主要存在四大困境:互联网反垄断法律体系不健全、法院缺乏案件审判经验、原被告法律地位不对等以及互联网技术性问题难以应对。化解困境应完善互联网反垄断法律法规体系,弥补法律漏洞;强化审判组织建设,逐步提升司法审判队伍的专业素养;构建公平合理的举证责任制度,矫正诉辩格局的失衡;采用综合行为认定标准,化解技术性审判障碍。此外,互联网反垄断司法规制还需注意把握规制力度,防止司法能动过度,平衡司法规制与政策性保护以促进产业发展,结合豁免制度的适用以激励行业创新。     

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建立现代监管体系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放松规制改革不断深入,但相应的行业监管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监管明显落后于市场开放,而且在实践中出现很多新问题。因此,当前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改革是一个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同步进行的过程,也是新的监管制度建立和完善的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构建自然垄断行业新的监管体系必须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独立监管机构、配置监管权、完善监管机制、构建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监管体系等方面进行。     

试论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的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收购作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之一,受到各国法律和政策的肯定与鼓励。收购市场的活跃引发目标公司反收购的激烈。但是,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法律规制方面的立法相对粗略,理论研究也不够系统和深入,因此,本文希望通过论述上市公司反收购法律规制的重大意义,明确上市公司反收购法律规制的重点,从而提出适合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具体反收购措施。      

论上市公司敌意收购的法律规制

公司敌意收购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是经过收购者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 ,而引起股权变更的一种法律事实。由于每一起敌意收购都涉及多方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因此世界各国都对敌意收购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制。本文对信息披露、最高价原则、强制要约、反垄断等几个方面的规制作了分析 ,同时亦对我国《证券法》对敌意收购规制的不足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     

民事司法中利益衡量论的引入和规制

日本利益衡量论的思想基础起源于德国自由法学及利益法学并深受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影响,加之其特殊的背景,最后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利益法学派所主张的利益衡量.我国的司法实践在缺乏类似背景的情况下,应对利益衡量进行必要规制.利益衡量是否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适用方法以及属于何种法律适用方法？应如何规制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利益衡量的运用？前者属于利益衡量的方法论类型归属问题,从法解释学的整体角度等出发,利益衡量应属于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之一;对于后者,应从适用范围、适用顺序以及适用规则三个方面考虑,对其进行规制.     

盲盒经济的规制困境与立法期待

盲盒经济作为一种新生消费出现,伴生着消费风险,存在市场与法律规制困境。因此须首要关注盲盒经济兴起的动因,其主要源于消费模式与消费决策机制的变迁趋势和盲盒独特营销方式对消费心理的引导;其次,须界定清楚盲盒法律性质与盲盒经济本质属性,这是应对法律规制困境的关键一环;再次,须明确基于盲盒经济特性所产生的具体盲盒问题,具体讨论研析虚拟盲盒的博彩行为、营销行为规制局限性、质量与概率监管缺失与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等四方面;最后,对盲盒经济进行法律规制通过理性决策的引入与偏见矫正规范构建,以期建立规制盲盒市场的专门法律规范,通过加强行政管理水平促进监管,保障多元主体参与,确保监管实效。     

论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目前仍为机构型监管模式,金融监管法制不健全且缺乏国际合作监管。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我们应相应变革和完善金融监管法制:确立功能性监管理念,以功能监管替代机构监管;制定中国特色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最大限度实现监管目标;加强金融机构“内部监管”立法,实现“他律遵法”向“自律守法”的转化;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立法,避免内国监管法律域外适用的冲突。     

敌意收购及反收购法律规制的研究

我国股份制改革进入发展阶段以来,敌意收购不仅影响着股票市场的运行秩序,而且还挑战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平衡稳定发展,为了限制敌意收购的负面作用,亟须法律进行权威性规制。然而,近年来我国现行的立法在敌意收购和反收购的法律制度上仍存在不足,甚至处于空白状态,这就需要我们借鉴和学习国外一些先进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试论对中国上市公司反收购行为的规制

得益于收购、反收购的政策解禁 ,中国的并购市场日益活跃。同时 ,反收购对中国监管当局与市场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提出了对中国上市公司反收购行为规制的基本原则和若干重点。     

论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

本文按照审理与判决有机统一的要求,分析了现行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同现代司法权力运行规律的关系,其特点是影响重于独立、恣意多于自由、领导重于平等,并分析了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建立集体决定,个人负责,意见公开,完善表决程序及固定委员发言顺序等有关工作机制方面的建议.     

证券法律机制及其整体的合力

证券法律机制是在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过程中,诸种证券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运转方式。证券法律机制包括制度机制和实施机制,进一步细分为证券立法系统、证券执法系统、守法系统和法律文化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是一个整体,都包含着法律机制的元素的各自目的性组合。我国证券法律机制应不断地自我扬弃,从低级走向高级。     

上市公司收购的基本原则刍议

上市公司收购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信息披露原则和公司股东平等待遇原则。基于各国政策取向的不同,在上市公司收购的基本原则上也各有倾向和侧重,并进一步影响了其在此问题上侧重点不同的具体制度设计。     

监管政策影响了债券评级质量吗？——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近年来,减少金融监管对信用市场的干扰已成为我国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问题。通过构建包含监管部门、评级机构和债券发行方等主体在内的三阶段博弈论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监管政策对债券评级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监管部门提高债券评级要求会导致市场充斥大量违约风险较高的债券。为了增加评级收入,评级机构会给出虚高评级。在此基础上,基于2017年4月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调整交易所债券市场上信用债券质押入库资格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2015—2019年我国企业债发行数据,采用PSM-DID方法进一步实证检验了监管政策调整对债券评级质量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提高债券资格门槛会助推债券评级上升,但政策实施前后债券的利差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即监管政策调整助推了债券评级虚高。因此,监管部门需改变通过评级结果来识别债券风险的传统监管思路,应尝试构建多元化的信用监管机制。     

审判委员会机制探微

本土文化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审判委员会制度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审判委员会存在的问题凸现。从如下方面探讨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明确提交审判委员会案件的范围,成立专业委员会,将法院研究室作为审判委员会办事机构,对审判委员会委员实行考核和任期制度,完善审判委员会运作方式的设计,其对于法院改革和立法均有参考价值。     

有效独立性原则下核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审视与重构

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应当是有效独立性。它不仅要求在体制设置上实现监管机构与其他机构或实体的有效分离,也要求监管机构能够独立行使行政许可、审评、监督执法等关键职能,并确保监管机构在安全决策上有效独立。就我国而言,应基于有效独立性原则对核安全监督管理体制进行审视重构,强化国家核安全局独立性、整合核安全监管核心职能、建立部门间监管协调机制、健全核安全监管技术支持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构建完善透明、可追溯的监管决策程序和利益冲突审查机制等措施,推动我国核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健全完善。     

论我国量刑程序独立的改革之路

量刑程序改革一直是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无论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审判实践中,量刑程序改革都备受瞩目。在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试点中,我国量刑程序独立改革依然没有收到显著效果。由于缺乏配套的诉讼规则,我国量刑程序独立改革不能简单地沿袭英美法系的做法,而应寻找适合本土实际的改革措施。具体来说,应当在保持现有审判模式的前提下辅以其他有效措施,规范法官的量刑活动,切实改变控辩双方地位不对等的现状。     

我国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行与融合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采用了并行模式。并行模式关注于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差异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利益维护。这虽然看似诉讼目的明确,符合环境权益救济需求,但其实际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梳理,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面对并行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强制合并、混合并存、另赋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诉讼担当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模式,上述模式分别从诉的合并和诉讼实施权融合两个方面对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中仍存在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忽视、公私益失衡以及责任重复认定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质量,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日渐增多。基于环境问题的关联性、潜伏性特征以及环境侵害发生的阶段性机理,环境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交叉使得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成为应然趋势。在尊重环境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追求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以具备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作为枢纽,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构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新...     

雇佣关系的定位及其法律调整模式

我国《劳动法》调整范围以外的雇佣关系不是完全私法意义上的民事关系,其在本质上应属于劳动关系范畴,故对雇佣关系的法律调整,不宜采用现阶段与劳动关系"分而治之"、由民法加以调整的模式,而应统一纳入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劳动法调整的对象体系,由劳动法予以全面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