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宏谋的丧葬思想及其助葬措施

清前期,各地因风水择葬、无力举葬而致停柩现象普遍,有禁不止;浅葬、浮厝、意外死亡也常导致棺骸暴露。"俗"与"礼"的矛盾凸显。陈宏谋在继承传统的丧葬事关王政、礼、孝思想的同时,反对堪舆、停柩等行为,主张速葬,并对棺骸暴露产生强烈的悲悯之情;认为士大夫在改变葬俗中具有重要表率作用。实践中,他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用设立义冢、政府助葬、稽查停柩和暴棺、责令掩埋、训俗劝葬等多种措施,组织掩骼埋胔,力图使丧葬中的"法"、"礼"与"俗"达到和谐与统一。     

从互控文书看明清徽州健讼之风

明中叶以后的徽州社会流行奢靡之风,因为追逐财富和迷信风水而加剧了乡村民众之间的争讼,徽州成为"健讼"之区。为一事争讼数年不已、不胜不休的风气,影响了民风,加重了民众负担。徽州官府通过严饬乡约、规定状纸的文本格式、规范诉讼程序、整治诉讼过程中的钻营和官府内部的不良行为、推行和息合同等措施治理健讼行为。徽州宗族则利用族规家法约束因葬地风水、宗族财产、主仆关系、伪造土地房屋交易契约等引起诉讼的行为。     

明清徽州村落教化的形式及特点

明清时期徽州村落教化的形式多样，如祠堂、族谱、学校、乡约等。它也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色：村落教化走向生活化和规范化，经商与入仕并行不悖，注重对童蒙的教化，徽商成为地方教化的推动者。这些对徽州村落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元代徽州路的手工业

元代徽州路境内的手工业主要有矿冶、丝织、酒醋酿造、文房四宝制造、刻书等,其中尤以文房四宝制造、刻书等行业较为发达。官府经营和民间经营是元代徽州手工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式。官府手工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大,管理控制严格,官僚化倾向严重。民间资本与人力的投入和参与,使刻书业等民营手工业获得发展。元朝政府对徽州路手工业课税较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它们的发展。     

清初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探究

清初,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普遍设立府、州、县,以流官取代了土司的统治。为加强对乡村基层政权的管理和控制,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推行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在清查户口、征收赋税、维护治安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保障。与其他地方相比,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在厘清户口、推行官府的政令以教化民众等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职能。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论同光时期晋南地区的教化措施——以地方官员马丕瑶为中心

晚清同光时期,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传统统治秩序濒临崩溃,民众信仰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各级地方官员为尽快恢复统治秩序,采取各种措施教化民众,为“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内陆晋南地区地方官员马丕瑶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教化组织,积极投身于教化民众的实践中去,这对挽救世风、端正士习以及恢复晋南教育教化基础,重振传统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明代徽州的教化措施及其影响

明代徽州虽然经历了商品经济和兵燹战乱的冲击，但徽州官吏忠介、市民孝友、妇女贞节、商人重义等思想观念却一直延续到清代。明统治者不断用程朱理学加上朱元璋的圣谕六条作为理论武器，运用宗族学校、乡约等手段，把封建纲常名教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全面地、持续地加强教化。教化作用下的徽州人普遍遵循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下的行为准则。教化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步。     

清代国家力量在牧区社会的进入——以乾隆年间处理果洛地方“夹坝”案件为例

清代前期,由于果洛地方"夹坝"横行,不利于青海牧区社会的稳定,乾隆年间,清政府通过对果洛地方"夹坝"案件的治理,逐渐完成了国家力量在果洛牧区社会的进入,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对牧区社会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官府驻军、设立台站、分封土目成为清政府管理果洛牧区社会"夹坝"案件的主要形式,由此形成了"官土共治"的局面,密切了牧区社会与官府之间的关系。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     

先秦秦汉的教民思想与实践述论

先秦秦汉时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重视对民众的教育。他们认为,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素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可为国家培养人才,改善吏治。先秦儒家最重视教育,并创立私学,对平民进行教育;汉代的地方官则通过官府的力量办学,使不少民众受到教育。先秦秦汉时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国家水利管理理念与地方水利修建——以江西丰城县堤防建设为例

清代时期,丰城县堤防设施主要分为石堤和土堤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堤防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社会各种力量都参与其中,他们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其中代表国家的地方官府在石堤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土堤建设则以地方力量为主。这种状况反映了清代官府对基层水利设施的成本化管理理念。     

化民成俗:明清书院与圣谕宣讲

明清时期,圣谕宣讲是基层教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讲体系。书院圣谕宣讲分书院内部和书院之外的两个层面。书院内部的传播形式主要以手抄、背诵、研习、讲会等形式展开。书院之外,社会层面,书院内外圣谕宣讲并不避讳民众的参入,一些书院甚至聘专人向普通民众宣讲圣谕,并且这种传播不仅仅在于宣讲,更多地在于把以圣谕为核心的儒家正统观念范导于整个社会。宗族层面,宗族书院也多把圣谕写进族谱,对族人普及、宣传。以书院为核心,书院内外的圣谕宣讲具有普及性与通俗性结合,层次性和针对性统一,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场合上具有灵活性等特点。以书院为核心的圣谕宣讲使书院与地方社会和宗族保持高度互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书院成为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中心。儒家的纲常伦理规范通过圣谕宣讲以及士人引领示范、民众的参入,渗透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坚实力量。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的房长及其权力

房长是族长之下徽州宗族领导层的重要成员,根据宗族内部分层管理的制度设计,他们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对所在房乃至宗族的内部管理和运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房长的权力主要包括族内行政事务管理权、族内经济生活监督控制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房长尽管拥有权力,但若玩忽职守、发生闪失,要负一定的连带责任。对过失房长等宗族领导层成员的惩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沿着稳定有序的轨道向前发展。     

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与唐宋时期的礼制下移

唐宋时期,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活动逐渐全面展开,推行教化的记载在典籍中频频出现,与此前朝代相比,俨然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些礼仪教化的事例中,无论是从推行祀典之时的由禁毁淫祠到封赐庙额、劝谕旌奖孝悌之意由长吏随方诱劝到张挂榜文于乡村,还是推行婚丧礼文之际由明列科防到解说婚丧之礼,都可以看到,唐宋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中已经表现出了日趋细致具体、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趋向。唐宋时期,正是通过地方官社会教化活动的不断展开,官方礼制渐趋由文本付诸实践,由朝廷推向民间,逐步实现了礼制的下移。更深层面的问题则是朝廷的统治力量渐趋下延到了基层社会民众之间。     

清末宣讲所探析

宣讲历来被当作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甲午战后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原有的宣讲加以变革。1906年《学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的颁布,宣告了宣讲所的成立,也标志着宣讲进入制度化和功能转变的新阶段。就宣讲所在各地的设立情况而言,除京畿地区较早提倡设立外,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等中西部地区,江浙、两广等沿海地区,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蒙古、云南等边疆地区也都相继建立,但发展情况各有不同。就宣讲的内容而言,主要以宣传国家和地方政策,教化人心,开启民智为主,在地方自治付诸实施后,宣传新政特别是地方自治成为另一项主要内容。清末的政府宣讲既是一种道德教化,同时也具有社会启蒙与政策宣传的功能。然而,由于各省宣讲所在数量和质量上参差不齐,官方规定的宣讲规则、内容有一定的局限,宣讲员匮乏和经费不足,官员贪渎和外国势力干扰等限制了宣讲所功能的发挥。     

明清徽州水旱灾害与民间应对--以歙县为个案研究

位于皖南山区的歙县在明清时期自然灾害频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水旱灾害更是尤为常见。灾害给歙县民众身体机能、精神面貌以及地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面对灾害,除了官府的救助外,歙县社会的民间力量亦采取一定自救措施,以缓解灾害所带来的的危害,使得灾后的歙县尽快得以恢复。     

权力结构与防疫模式：清末东北大鼠疫期间防疫决策的执行

东北大鼠疫期间，清政府西法防疫的决策受到地方权力结构的制约，产生出不同的防疫模式。东三省政治中心奉天，基本依靠官府力量进行防疫，由于强硬的防疫措施和独断专行的官僚作风，引发商会等社会组织的反抗，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在重要的铁路中心城市长春，由于面临来自日俄的干涉，采取协议防疫的方式，官民能够在合作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远离东北政治中心的双城，只能自办西法防疫，由于无力完全采取防疫措施，知府被批评阳奉阴违，未严格执行西法防疫，并被免职。清末地方官府自身的组织能力和获取资源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方式，而上级官府往往通过治官权来控制下级官府对政策执行的力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