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古咏史词创作流变述论

宋代咏史词成为与咏史诗分庭抗礼的一种体裁。范仲淹开北宋怀古咏史词的先声,苏轼、王安石雄居于前,柳永用慢词写怀古题材,贺铸、周邦彦为北宋的怀古咏史词画上了句号。辛弃疾把怀古咏史词推到高峰,金陵怀古、赤壁怀古、京口怀古是南宋怀古词之大宗。金代的怀古咏史的巨擘为元好问。元代以写怀古词而著名的作家前数白朴,后推萨都剌。明代杨慎、吴易、夏完淳咏史词抒发对故国的沉重咏叹。清朝吴伟业、陈维崧、曹贞吉、纳兰性德等人的创作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论元散曲对元杂剧形成产生的影响

元散曲和元杂剧统称元曲。元散曲的形成先于元杂剧,元杂剧在借用元散曲套数的音乐结构时,也接受了元散曲已有的戏剧性因素的影响。元散曲为元杂剧的成熟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准备。     

借鉴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典范——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传统文化优秀成果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既赋予传统"知耻一之心以新的时代内涵,又弘扬了优秀传统道德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我们借鉴传统文化优秀成果,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浅论北宋诗僧惠洪的诗歌创作方法

北宋诗僧惠洪诗歌创作数量丰富，众体兼备。具体来说，他的诗在章法上讲究曲折腾挪，不肯作平直畅达之体；逻辑构架取代感觉构架，意脉的呈现代替了意境的创造。修辞上用佛语设譬喻，奇妙新颖；对偶力避稳顺板滞。成熟的写作技巧是他的诗歌达到较高艺术水准的表现，也是宋代诗学努力超越传统、推陈出新的整体诗学风貌体现。     

丘濬礼乐思想中的政治伦理意蕴——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丘濬是明代政治思想家。《大学衍义补》是其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集儒家治国平天下言论之大成”。书中对礼乐问题非常重视。丘濬将“明礼乐”定位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并把“明礼乐”归属于传统儒家的“德治”内容,指出了“详于政刑而略于礼乐”的不足,论证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和“礼乐”的精神内涵。他还详细论述了“礼仪之节”,即礼仪的要义和基本内涵;从可操作层面提出了“乐律之制”,即“乐”的政治伦理功能、最高境界和“乐”的制作原则与方法等。丘濬礼乐伦理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世界贡献——兼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之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生动而独特的表达。中国之治超越了西方理论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破解了现代化和民主化“悖论”。中国之治遵循了制度与道路的规定性，也重视实践的能动性，以相对灵活、及时有效的关键之策推动改革。中国之治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彰显了大国治理的韧性精神与价值追求。在当今世界，中国之治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理论的有机统一，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样态，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长的丰厚土壤。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视角，跳出西方话语及逻辑假设，提出和回应时代性、民族性、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要以世界眼光，从中国发展、中国奇迹、中国之治中提炼出可以与世界分享的哲理、道理、学理，提炼中国之治的核心概念，向世界传播中国之道。     

疏离与失位：清中叶散曲文学话语空间之定格

清中叶散曲的衰落,是中国古代散曲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转折。考察衰落之因,主要症结在清中叶散曲文学话语空间的普遍“失位”。其形成是内外两线合力的结果：在外,官学体系中通过《九宫大成》对清代散曲的抽离,到《四库全书》体系中对散曲一体进行总结与定性,最终将其定为“体格最下”;在内,表现为文人词论、曲论、评点中散曲话语的普遍“失语”,最终使其成为“文章余事”。两线相互投射,促使了散曲文学话语空间之定格。由此也导致以后散曲创作与理论体系全面坍缩为一种更为单线性、私人化的文学模态。进一步追溯,“尊体未竟”是散曲文学话语空间失位的深层历史因素。     

"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台港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乃明确标举“中国艺术精神”之第一人,而美学大师宗白华也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阐释过这一美学命题。徐氏从儒道两大思想系统出发,偏重于艺术精神主体心的揭示,认为中国艺术精神以庄子之“道”为精髓和根本,最终落实在传统山水画上。徐氏由出发点的“全”到结论的“偏”皆因其将艺术精神纯而又纯化了;宗氏从诸艺术门类的并列研究出发,于会通处提炼精神,认为舞蹈精神乃中国艺术精神的表现,“道、舞、空白”则是中国艺术精神得以表现的空间。由于二者的立足点、出发点、个性、学养皆不同,所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徐氏和宗氏贯通古今中西的探索,为我们开辟了一种中西美学比较的阐释方法以及对古典进行现代转换的研究路径。     

从“阿喀琉斯之死”到“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哲学的荷马背景分析

关于苏格拉底之死,有维护贵族统治说、拥护民主说、悲剧说与顽固保守和不见容于希腊说等几种主流的死因分析.但苏格拉底在命运、选择方面对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认同,以及阿喀琉斯之死,笔者以为苏格拉底之死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应从"阿喀琉斯之死"所昭示的希腊精神入手,在希腊文化层面上对苏格拉底之死进行分析.     

现代性与"人之死"

从历史上看,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既拯救了"人",又葬送了"人"."人之生"和"人之死"均源自同一个基础、同一个事件.这一悖谬正是启蒙的辩证法.现代性对"人"的解构,无疑是一个多层面协同的历史进程,它体现在世俗基础、制度安排和学理依据等不同维度.     

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历史学带来了一场范式革命,它倡导保持差异的多样化历史写作,鼓励人们放弃"客观历史"的梦想,追求一种奠基于主体间性的历史真实。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大众文化崛起、话语权力扩散的产物。在历史领域内,一旦公众将研究历史与写作历史当作一种乐趣时,也就开始瓦解职业历史学的权威性。这种情形与新媒介相结合,必将促成公众史学的兴起。这是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将历史学带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     

正统史论的深入发展与异端史论的孕育——论明代正统至弘治时期的史论

明代史论的价值由否定转向肯定是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总体上看,明代史论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其中,在明正统至弘治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内,正统史论得到充实与发展,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并且,还大致形成了正统史观、求实性史论和反思性史论三种思想倾向。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正统史论内部也孕育着某些新异的变化,即明代后期出现的异端史论。     

京都学派的遗产——世界史的立场与近代的超克

结束锁国状态的日本,在与西方社会的复杂交往中,不断积累着对西方的两种感情:一种是想要成为西方的欲望,一种是对西洋进行反抗的情感.然而从根本上讲,这种双重情感最终是在西方化框架内产生的,是西方近代世界史普遍主义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普遍性中,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试图寻找日本在世界史中的主体性地位.他们构建了一种"精神即文化"的世界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理念作为一种精神的否定性概念,与西方的物质性历史终结概念相对立.而且,精神的否定性因素具有摆脱以普遍性为目的的西方近代思想的某种气质,是一种构建以特殊性为目的的东洋历史哲学的努力.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为“全球化”这一术语不被滥用提供了学理依据。“全球化”这一很不规范的普遍流行的术语所涵盖的许多事实,都是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一种认定,但它并不能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一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化。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相继形成了“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这两者在其主体结构、利益结构、发展目标和原则、发展特点、格局结构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又是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基于对“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批判,以及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科学分析,由此提出的世界历史“双重结构”理论,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全面地运用于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将会为我们正确探索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中的发展路径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寻找大树生长的年轮--文学史观论

文学史的写作不可能没有理论批评成分,即文学史观的介入,它具体包括两个层面文学观和历史观.作为一种具有历时性和开放性的观念系统,科学的文学史观是建立在对文学本质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那种把文学史的多系统纵向发展与多层面联结组合起来的努力,目的就是为了建构一种科学的全方位的文学史观,用以寻找文学这棵大树生长的年轮,流变的轨迹.     

新世纪的文学期待——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文化现象反省

文学史建构功能的凸现 ,关键是史家主体意识的弘扬 ;重视文学本体和培养文学素质的文学史 ,才能还原出文学的鲜活 ;而文化视域的对话和交流 ,为我们提供了若干文学史新理念和多样叙述方式的构想。文学史有它的过去 ,也有它的未来。这是一个永恒的学术话题     

论历史解释的历史性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说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事情的总和。但是 ,从认识论的意义上 ,历史事实只是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历史性诠释。一般说来 ,历史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直接显露的 ,必须经过再现才能发现意义 ,再现就是理解。然而 ,当前的理解都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不断的形成的过程中。实际上 ,历史不仅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也只能历史性地加以理解。这就是说 ,只有历史性的诠释 ,才是关于历史的诠释。在历史的诠释性与诠释的历史性之间的张力中 ,历史意义得以生成和流动     

明代的拟古乐府创作及其褒贬之争

受元末文学复古思潮与明代复古诗派等多面影响而催生的＂拟古乐府派＂,以及其大量的拟古乐府创作,成为了唐后乐府诗史上的一座高标。其中,以李东阳101首《拟古乐府》最具代表性。＂拟古乐府派＂以拟古乐府为旨归,主张＂力去陈俗＂,于乐府诗的创作中求变求新,并为＂咏史乐府＂开创了一条新的路途。但由于这一诗人群体的拟古乐府存在着＂太涉议论＂等弊端,因而也使其艺术质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艺术性逊色于思想性,即为明代拟古乐府的历史真实。     

布达佩斯学派对历史哲学范式的批判

在布达佩斯学派看来,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性就是一种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历史哲学范式。这种历史哲学范式将时间理解为线性的,它以未来为导向因而取消了现在,具有乌托邦、末世论、救赎的内涵。布达佩斯学派对历史哲学范式的批判同时也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包含了现代性批判的若干重要主题。

Abstract：

According to Budapest School,modernity in a sense represents a paradigm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grand narrative.The paradigm understands history as a line,emphasizes the future thus ignores the present,and has the sense of utopia,of last judgment,and of redemption.Budapest school’s critique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 also that of modernity,relating to some important issues of critique of modernity.     

平成时代日本学界“东亚世界论”研究动态及其表现出的对华社会思潮

日本古代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大陆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日本古代史和东亚区域历史之间存在的诸多内在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界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者们提出了将中国、日本和朝鲜历史进行整体把握的"东亚世界论"。在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在方方面面表现出与此前历史不同的阶段性及独特性特征,学界需要对应地从各方面进行专题性的回顾与总结。在平成时代,作为研究东亚区域史的重要理论和研究领域,"东亚世界论"继续得到学界的重视和研究,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时代性特征,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总结。这一工作除了对东亚区域史的深入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之外,由此还能够了解到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对华思潮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