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武帝与天师道简

东晋末年刘裕通过镇压以天师道为旗号的孙恩之乱起家并最终凭借军功建立了刘宋政权,然而刘裕与天师道实又有其他重要关联.刘裕及其姻亲家族均表现出信奉天师道之痕迹,此外,刘裕代晋造宋在军事政治上所依赖之重要人物亦表现出与天师道的密切关系,天师道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政治上结合的重要纽带.     

诸葛亮与天师道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禳星形象的塑造,渗入了天师道的民间文化。事实上,东汉到南北朝时期,天师道盛行于琅邪及东南沿海地域,不少政治家都师从天师道。而诸葛亮的籍贯、爱好、婚姻、政治生活等,也都与天师道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晚唐两宋龙虎山天师道研究——以龙虎山天师世系为中心

本文试图利用较为全面的史料,即使用官修及私修史书、笔记、文集等各种文献资料,与道书记载相互考证,以梳理晚唐两宋时期龙虎山天师道的发展脉落。全文以龙虎山天师世系为中心,围绕龙虎山天师道的起源;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是否受封真静先生;二十六代天师张嗣宗与龙虎山天师道的一度中衰;北宋天师谱系的混乱及其原因;虚静先生封号是否世袭;南宋龙虎山天师道的统领三山符箓及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的作用等几个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中古时代琅邪王氏之天师道信仰及其影响

琅邪王氏受滨海地域文化之熏习,世代信仰天师道。特别是东晋时期,王羲之父子崇信道术,与著名道士许迈、杜子恭等往来,重服食养生,在家中设修道之静室。其家族还与其他天师道世家联姻。天师道信仰对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影响较深,诸如书法、医药和文学等方面都有天师道影响的痕迹。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彭州葛仙山道教兴衰考——兼析天师道在蜀中的兴替

彭州葛仙山为道教名山,历史上属天师道二十四治之第五治葛璝治。葛仙山道教的起落变化,史载不多,其具体情状散见于古代典籍之中。本文在考辨了五斗米道确属张陵所创立的基础上,对彭州葛仙山道教的兴衰进行了考证与梳理,同时还探讨了天师道在创建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颇具争议性的问题。     

钱树出土分布与早期天师道活动的关系

道书文献、历史文献以及钱树的出土情况表明钱树的出土分布与早期天师道地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不能以此为据讨论钱树与早期道教的关系.所谓钱树的出土分布与早期天师道活动地域吻合,只是一种假象,是在没有认识到钱树年代不同分布地城也不同的情况下,在不顾及道书文献与历史文献对早期天师道活动地域记录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贸然将二者加以比对而产生的一种假象.     

渊明之思想“实外儒而内道”说质疑

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关于陶渊明血统之属于溪族及家世宗教信仰为天师道这一点,寅恪已别著论文专论之,故于此点不欲重复考论.乘化归尽乐夫天命之旨,实以名教说为非,可知渊明始终是天师道信徒,而道教为自然主义,渊明虽异于嵇阮之旧自然说,但仍不离自然主义,殊无可疑也。渊明之思想为承     

从六朝故事看道教与佛教进入地方社会的不同策略

《异苑》、《述异记》等志怪小说讲述了六朝天师道如何对民间鬼神祭祀进行“伐庙杀鬼”、毁弃“鬼物”的故事,故事背后透露出天师道的教义信息。在另外一些故事中,佛教却是通过夺取地方俗庙的庙产扩张了佛寺。从故事中我们知道,天师道是通过把地方基层社神纳入道教神谱进行收编,而佛教却对地方社神与社庙进行“伐社”,这两种迥异做法凸显了两种宗教进入地方社会的不同策略。     

试论《老子想尔注》的师道思想

早期天师道的重要经典《老子想尔注》是研究我国传统"师道"的重要文献之一,该书传承了先秦道家"以道为师"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对"道"、"道诫"作了宗教神学化的解释。它将是否符合道、道诫作为师德的标准,选择"善能知真道者为师"。道教"师道"的具体内容则是助道宣教,亲誉求善之人。道教是讲辨证法的,除了以善人为师,还主张以"不善人为资"。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的研究尚不充分,其师道的内涵及意义,仍需进一步发掘。     

道教的传播与政治——以新天师道为例对早期道教传播体系的考察

五斗米道北迁后,三张的传统传教方式被打破,道教的传播体系陷入混乱状态.紧接着佛教迎来了传入中土后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这对道教的传播也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为了重振道教,以寇谦之为首的上层道士借鉴佛、儒思想,清整旧天师道的传播体系,将新天师道建立在依附上层政治的基础之上.     

宋明时期天师道的心性思想

道家 (教 )一直都很注重对心性问题的研究。隋唐以降 ,道门中人对心性问题的阐述无不带有儒释之痕迹。宋明时期 ,心性问题的系统阐释是天师道徒发展天师道哲学的重中之重。作者分析了此时期天师道领袖人物的心性思想 ,并指出它们的儒释化倾向     

葛洪早年南隐罗浮考论

葛洪早年南适岭表实际上有道教活动的背景，并与著名道士鲍靓有过确实的师承关系。岭南以巫觋为特质的少数民族文化亦是早期天师道的文化渊源，同时也是葛洪一生两度南适岭表以及六朝天师道发展与岭南关系至切的最深刻的原因。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天师道"佐国扶命"政道观的特点和意义研究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提出了＂佐国扶命＂的政道观,形成了＂神圣即世俗,世俗即神圣＂的＂道俗合一＂政道价值取向,主张以＂尊王＂＂尊礼＂来解决天下＂长治久安＂与个人＂长生久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承认王权在＂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中的至上性,这一主张适应了王权的政治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标志着道教从此摒弃了原始道教那种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天师道获得合法性社会地位及道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正统开辟了道路,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     

天师道“佐国扶命”政道观的特点和意义研究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提出了＂佐国扶命＂的政道观,形成了＂神圣即世俗,世俗即神圣＂的＂道俗合一＂政道价值取向,主张以＂尊王＂＂尊礼＂来解决天下＂长治久安＂与个人＂长生久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承认王权在＂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中的至上性,这一主张适应了王权的政治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标志着道教从此摒弃了原始道教那种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天师道获得合法性社会地位及道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正统开辟了道路,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     

白玉蟾道教金丹派南宗与天师道关系新探

金丹派南宗与南方的符箓派道教特别是龙虎山天师道有着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南宗"内修金丹,外用符箓"的修行方面,而且集中体现于南宗宗教制度、科仪教规、人员交往和道脉传承上:南宗传教制度沿袭早期天师道"二十四治"制度,白玉蟾师徒各自都设有主治的"靖";白玉蟾曾到访过江西省贵溪县龙虎山上清宫,作有《上清集》,与江西龙虎山天师多有往来;白玉蟾与閤皂宗道士有密切交往,曾造访閤皂宗,并作《閤皂山崇真宫昊天殿记》和《心远堂记》;白玉蟾金丹派南宗多袭正一之风。     

敦煌本《老子变化经》与老子神话之建构

敦煌遗经S.2295《老子变化经》数次出现白鹿意象,既是基于东汉人以白鹿为祥瑞的宗教文化心理,也有造经者故意将老子神迹指向蜀中天师道的目的。《老子变化经》中老子分身应化、为帝王师等神话元素,是早期天师道为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树立老子的教主地位、强调老子的治国理念而进行的建构。《老子变化经》对老子与道混一、出生异相、变化神通、为帝王师等情节进行了系统叙述,建构了较为完整的老子神话体系,开启了后世道教徒神化老子之风气,在老子神化史、道教发展史中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朱元璋与天师道

宗教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要利用宗教，被统治者要反抗统治者的暴政往往也利用宗教。明太祖朱元璋在创建朱明江山的过程中，注意借助天师道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发挥利用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在政权建立并得到巩固以后，则对其由充分信用逐步转变为加强管理、加强控制，直至限制其活动和发展。天师道在洪武年间起落沉浮的命运，不仅反映了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和心态变化，而且展示了封建专制政体下宗教与政治密切关系的一个侧面，体现了统治者以宗教服从于政治的一贯立场     

师道即师责,师责重于山——读《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

师道,即“教人以道”,是教师责无旁贷之职责,义不容辞之要务。师道是一种责任。《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一书凝聚着李良玉教授浓厚的“师道即师责”传统。在学业上,他耐心和细致地教诲每一个学生;在生活上,他如同对待子女般地关心他们。李良玉教授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新时期师道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