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两结合”论与传统的“奇正”说

毛泽东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 ,即所谓“两结合”论 ,其之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中有所变异与创新 ,是因为毛泽东的精神深处存留着传统诗学“奇正”说的深刻印记。通过对“两结合”论与“奇正”说的探讨 ,认为毛泽东的“两结合”论 ,既是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民族化 ,也是传统诗学的“奇正”说的现代化和革命化。     

沈德潜与“格调”说辨析

尽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沈德潜诗歌思想常常被不言而喻地定位为“格调”说,但从其对自己诗歌思想的描述,对“格”、“调”,以及“格调”等概念的使用,对诗歌“复古”“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所谓其言有物也”,而非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强调,以及对明诗的价值判断等方面看,沈德潜与“格调”说实有巨大差异。沈德潜对明诗,对明代的“格调”,所持乃反思态度,而非一脉相承。     

《涛音集》与新城二王早期诗学思想

清代诗人王士禄、王士禛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二人早年初登诗坛时一起编选的明清山东掖县诗人诗作《涛音集》,是他们总结明清山左诗歌、阐发诗学观念的一次自觉实践。这部选集早于王士禛的《唐诗神韵集》,其评点集中体现出他们对杜甫“老成之境”和唐人“妙境”的推崇,审美上倾向于雄浑高古和兴象神韵两种风格。这两个方面是二王早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二王尊杜与贬杜、神韵诗学观念的形成以及二王诗学的联系等,都有重要意义。     

殷璠《河岳英灵集》“兴象”概念论析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首先提出“兴象”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司空图“不着二字,尽得风流”、严羽“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及胡应麟“盛唐绝句,兴象玲珑”等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中独立的诗学、美学范畴。“兴象”的内涵经历了历代学者不断丰盈化的过程。殷培提出“兴象”一词,但并未如后世诗论家那样,较多地论述“兴象”的具体审美特征。本文从殷皤评以“兴象”的诗作入手,细致分析并考察“兴象”最初提出时的含义,以明确殷皤“兴象”说与后世“兴象”说的联系与差异。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与传统诗学的“通变”说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作为其人民本位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时态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继承性学说和批判辩证法思想的中国化发展;在历时态意义上,又是对传统诗学“通变”说的现代性与革命性转化。     

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王国维“无我之境”说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比较

［摘要］王国维“无我之境”说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作为中西两种颇具代表性诗学理论,其对诗歌抒情主体、抒情客体及其读者接受等理论命题的认识既有契合,亦有分 歧。对之进行系统比较,对中国当代诗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很高的价值与意义。     

关于“兴象”之“兴”字源语义的辨析

“兴象”作为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范畴,广泛应用于我国古代诗歌研究领域,然而因其自身颇具多义性和复杂性,令人难以把握.而“兴象”之“兴”,最早是对曾经发生的某种宗教祭祀行为的形象描绘.正是由于“兴”与原始宗教活动的渊源关系,加之后来在此基础上衍变出的内涵丰富的多重意义,从而成为几乎最具中国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名词,进而也成为了一种人们用来理解诗歌和创作诗歌的重要方法.本文从字源学的角度辨析了“兴”所包含的多种主要意义,并分析了当“兴”与“意”“感”“象”组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意义变化,希望可以借此更好地理解“兴象”.     

论“兴寄”说与杜甫“沉郁顿挫”诗风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的诗学理论,它要求诗歌创作抒发诗人的性情,并通过“比兴”表现手法来寄托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杜甫更强调诗人的内在复杂情感与外在景物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杜甫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兴寄”说．即在注重诗歌社会价值的同时,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从而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风。《秋兴八首》正是杜甫“沉郁顿挫”...     

严羽的“兴趣”说:关于真切生命体验的美学崇尚

本文在阐释严羽的核心概念“兴趣”说基本涵义的基础上,对《沧浪诗话》中其他若干难解的艺术理念或观点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兴趣”说的基本涵义就是人格生命或真切的生命体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严羽的“兴趣”说视为生命美学。     

从“语感中心说”的提出谈起——兼与潘新和教授商榷

在“知识中心说”指导下 ,我国语文教育出现了太多令人不满之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语感中心说”才被提出。“语感中心说”并非“语感唯一说” ,在语文教学中以语感为中心 ,可以增强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情意性等。“文体”至今仍未形成共识 ,“文体感”是个指向不明的概念。     

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诗学理论,李商隐是晚唐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兴寄”理论与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无题诗的“比兴寄托”特征,可以揭示出诗歌理论与诗人风格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借以呈现晚唐诗歌“兴寄”风貌特征.     

“比兴”与中国诗学意义的动态生成

“比兴”不仅是中国诗歌独特的表现方法，而且更是中国诗学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因此它可以作为描述中国诗学意义生成模式的基点。“比兴”意义的生成乃以它所具有的两个意义场之间的二元关系为出发点，通过“取类”、“取象”的方式实现的；两个意义场之间的张力互动在追求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的同时实现了意义生成的丰富性。     

一朵孤花 墙角明如许——龚自珍的“尊情说”述评

“尊情”是龚自珍论诗的核心,是他在批判封建“衰世”的“少作”遭到卫道者围攻后,对“情”与诗的古训反思的结果,其间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孕育过程。其内涵包括写真情、显个性及“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三个方面。尊情即尊重自我,尊重人,在思想上表现出反理学的精神及朦胧的个性解放要求,对传统的“个性论”是个突破,也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大异其趣。它对明清进步诗学观念有所继承,又与之有所区别,在鸦片战争时期独树一帜。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     

由“气格”到“气韵”：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宋代诗学崇尚一种刚大之“气”,这与宋代尚“气”的士风有关。宋初欧阳修等人面对晚唐五代的衰靡而矫厉士风,当时的诗风崇尚一种雄健豪迈的“气格”,追求一种波澜阔大的气势,但容易失之于诗艺上的粗疏;北宋中后期以后,士风转向深沉内敛,诗学转而以“气韵”为高,将刚健之气内蕴于瘦硬的句律之中。苏轼、黄庭坚所代表的这两种诗风正是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唐代诗学“兴”体系研究

"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很多诗学观念由此衍生,至唐代出现"兴寄""兴象"说。从范畴研究的角度出发,认真辨析唐代诗学"兴"的内涵,第一次立体清晰地阐述了唐代以"兴"论诗重要诗学思想的多层次、多样性的立体式结构体系,这对整个唐代诗学理论的研究有积极意义。     

"兴象"释义

"兴象"这一诗学用语,唐人偶一用之,明清两代则使用较为普遍.学界一般认为"兴象"是指诗人之"兴"与客观外物紧密结合、情景交融所形成的艺术形象.但细察古人原意,"兴象"之"象",应理解为泛指诗人所写下来的东西,亦即诗篇、诗句所包含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它包括今之所谓"形象",但是大于"形象",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兴象"中的"兴",则是指诗歌所传达的兴致、感触、情怀、情趣等.古人用"兴象"称说作品时,其注意点大多不在于"象",而在于"兴",在于诗中是否蕴含"兴"以及"兴"的传达是否自然、悠永.明清时期的论者,认为兴象乃诗之特质所在,是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美学要求,而汉魏、盛唐诗乃是兴象高卓的典范.他们所要求的"兴象",其实就是严羽所谓"兴趣".正确理解"兴象"的含意,对于研究古代诗学颇有意义.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隐藏的视点：中西“张力”范畴再辨

从“张力（Tension）”在中西诗学史上的演变来看,中西方学者都习惯于使用“对立统一”对这一概念进行描述,然而表面相同的论述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诗学视点的差异：西方学者多从“对立”出发看待“张力”范畴,始终强调异质因素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而中国学者对“张力”的理解则大致建基于“统一”视点,即更多关注构成张力的异质因素间的辩证统一所生发的文学作品的“整体感”。这一隐藏着的诗学视点的对立,一方面解释了“张力”范畴在中西方的不同发展取向,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张力”在当今中西学界判然有别的理论关注度：西方学者大多认同“张力”的理论阐释已由“新批评派”完成,从而将其作为一个习以为常的概念大量运用于文艺批评的实践之中;而中国学者则在“张力”理论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继续做出新的探讨。综观其在中西诗学史上的具体演变及当代运用,张力范畴应当存在以下必要规限：首先,概念的不可分割性;其次,张力具有其适用范围并与文本紧张、主体心理紧张密切相连：最后．张力的理论探讨需落实到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之中。     

近三十年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述评

自1979年至今，中外学界关于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的研究走过了30多年。这段研究史大致可以“四个阶段”和“两大主潮”加以概括:“四个阶段”即研究的初始期(1979—1986)、发展期(1987—1999)、论争期(2000—2007)和沉潜期(2008至今)；“两大主潮”指的则是“打通说”和“阐释循环说”两大宏观研究的趋势。对这一研究史的考察有助于整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可藉此发现当前“钱学”方法论研究的三大困境，即比重失调、概念危机和问题意识的欠缺。寻求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成为实现钱锺书诗学方法论研究新进展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