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的法权抗争——关于业主维权活动的一个分析框架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城市业主维权运动主要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并给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重大影响。本文试图基于对城市业主维权抗争实践的观察和研究,提出法权抗争这一分析范式,并将之具体化为上访维权、诉讼维权和立法维权三个基本类型;在此分析架构下,本文将为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维权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描述类型学。     

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 --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查

本文采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政治过程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研究中国城市的业主维权运动。笔者将宏观的利益集团社会政治视角与中、微观的维权运动动员机制结合起来,考察影响业主维权运动的主要因素。笔者在北京市小区维权案例中发现,在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领域,以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为主体,包括房管局小区办、地方法院和街道办事处等相关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个具有分利性质的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该集团的强势地位,使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敢于普遍而广泛地侵害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这正是业主维权运动兴起的深层原因。维权骨干和积极分子的领导、业委会的建立、业委会的有效动员、适当的策略、业主丰富的资源,是业主组织起来,击败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取得维权胜利的核心因素;这五个因素构成了业主成功维权的中、微观动员机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运动:现象、问题与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对劳动过程、劳动体制、劳工权益以及劳工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血汗工厂的重现集中体现了全球劳工面临的苦境。90年代以来的“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作为关注劳工问题的新社会运动,代表着全球化背景下劳工维权和劳工赋权的第三条道路。本文将以过去10多年该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为分析对象,探讨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借助卡尔·波拉尼(KarlPolanyi)关于“市场—社会”间“双向运动”的理论透镜,对“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中多元化的行动者及其行动进行分析;其次,结合相关的社会运动和劳工运动理论,剖析该运动不同于传统劳工运动的特质;最后,以推进具有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劳工研究为出发点,围绕该运动对于劳工维权和劳工赋权的影响力和局限性,提出未来研究面临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化解城市拆迁矛盾的组织化协商——以南京T小区拆迁中的居民利益表达机制创新为例

以南京T小区拆迁中居民利益表达的创新做法为例,论证社会组织化对化解城市拆迁矛盾的作用。研究认为,组织化有助于化解城市拆迁中的矛盾,维持社会稳定,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     

业主维权运动与城市基层治理的转型——基于B市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业主维权的兴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结构性产物.基于B市社区民族志调查,本文重点探讨和解析业主维权的抗争谱系及其对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带来的制度影响和效果,认为业主维权的基本类型包括依法抗争、以法抗争、弈法抗争,这三种抗争类型不仅代表了业主面对法律时的三种不同位置和运用法律的三种不同方式和策略,而且也意味着三种不同的法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结构关系.这种坚持法律中心性的维权抗争实践的大量集聚和累积,不仅促进了公民知识的生产,而且有效推动了基层政府的治理转型.业主抗争模型的提出,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对当代中国城市抗争政治的理解.     

将中等收入者培育成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是一个相对于中等收入者更为稳定的群体,被称为社会的“缓冲层”和“稳定器”。因此对于构建现代社会结构,建立和谐社会而言,在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过程中,如何促进中等收入者向中产阶层迈进,将其进一步培育成中产阶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治城市建设中的市民法治意识培养——基于对J市市民的问卷调查

正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是法治城市建设中的关键。法治城市的软硬件建设都是为了使人们形成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提升人们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法治城市建设的实践表明,着力于人们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提升,将无形的观念化为实际的行为,将逐渐形成全社会的法治氛围。具体来说,市民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包括对法律的关注度和信任度、市民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方式、对基本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和提升法律素质的愿望等。     

机会空间的营造——以B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

本文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行动社会学理论及公民权和公民的勇气三条理论脉络出发,探讨了当前社会转型期都市运动的一个关键个案。围绕该集团诉讼为何在党政权力最为集中的B市出现及其出现后如何建构所需的机会空间进行自我再生产这两个问题,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B市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所具有的特殊权力结构,是营造机会空间的一个潜在资源,而90年代以后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则为其提供了初始动因;其次,这些客观机会结构只有经由行动者的积极建构,才能成为维权运动真正可以利用的机会空间;最后,行动者的积极建构体现为公民权利的争取、“生活智慧”的积累,以及“以法维权”的策略建构等三个方面。     

中国中产阶层研究近期文献回顾

本文梳理了近期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研究的一系列文献，从中国中产阶层的界定与划分标准，规模、结构和来源，特征和社会政治功能，以及中产阶层和中产阶层研究未来的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的回顾。由于中国尚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因此本文给予那些结合制度分析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的文献以特别的关注，指出了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研究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中产未来?

中产阶层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人群。主流的观点认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成熟的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和减压阀。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或称纺锤型)社会也成为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结构形态。但是,中产阶层的标准是什么?中国是否已形成了稳定的中产群体?其实并无统一的看法。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     

中国是否步入“橄榄型”社会?

中产阶层多年来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议题。政府部门或学界很多人把是否能构建大量的中产阶层,形成"橄榄型"社会,作为社会成熟、稳定的标志。然而,谁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界定的依据是什么、我国是否已形成中产阶层?对此,一直是有歧见的。判断中产阶层的依据只能是收入近年来,判断分析我国中产阶层及其收入状况主要有两个理论。一是"职业分层论"。有人根据职业将国人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     

“城市病”的治理与市民主体

城市化进程既带来城市人口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同时也衍生了"城市病"。城市在发展中产生的"城市病",其防与治必须依靠市民主体,通过提升市民素质来完成,这应该成为我国实行有效城市治理的基本理念。市民教育和提升市民主体意识参与城市治理,必须依据中国国情和各市的市情,从提升市民对城市治理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把城市看作是一所大学并加强社区教育功能、把市民教育更好地纳入国民教育、强化中等收入阶层市民主体培育和以城市文化凝聚市民主体精神中来实现。     

城市、城市化与中国研究——兼论“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

"中国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已走过六十年历史,期间经历了若干次的研究范式反思与重构。但关于中国常被集体性解读为单一性的"乡土中国"这一现象仍未提升到这些反思或重构的学术中心,城市或城市中国是不在场的。它的话语逻辑,仍是西方以及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霸权。当下,城市拆迁与业主维权等有关城市化运动的两幅图景正在重塑"国家—社会"关系,但遗憾的是,"国家—社会"这一理论框架在海外中国研究中又遭受到了质疑。相对于已形成研究路径依赖的西方学者来说,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城市化运动在学术上更敏感,将是找回中国研究主体性的一次机遇。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本文分析了不同居民群体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提出了4种参与类型: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通过对居民社区参与过程和社区认知的探讨,作者认为,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     

借鉴新加坡 建幸福城市

建设幸福城市,就是要求在提升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更加关注市民的生存状态和幸福指数,把市民的幸福感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因此,建设幸福城市,不仅是顺应市民过上更好生活的热切期盼,顺应城市发展转型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     

金融危机后北京和上海的中产阶层现状 中国“中产”稳定崛起

中国中产阶层的烦恼是成长中的烦恼,是急于达到中产阶层生活状态但暂时未能实现而产生的焦虑心态,不过,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大多数人相信他们最终能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目标,他们对于未来充满信心。     

土耳其世俗化进程中的中产阶层功能分析

土耳其是第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伊斯兰国家。中产阶层形成至今约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其成员组成由最早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官僚阶级和军人、到现代土耳其时期的小商人、知识分子等。大多数中产阶层自身建构为欧洲身份认同,喜欢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在98％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这部分中产阶层坚持推行世俗化发展道路,支持国家加入欧盟和深化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中产阶层不仅是民主化的推动力,而且是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1世纪以来,土耳其经济稳定的增长使中产阶层占有比例不断扩大,以至于土耳其成为西方大品牌竞相投资扩张的热土。在当代土耳其,中产阶层与现代化已经融为一体,他们教育水平较高,具有良好的文化特征,对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中产阶层是决定土耳其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城市发展与建构社会认知——以杭州为例

杭州的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杭州如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在城市发展中不断出现"突破规划"的情况,社会认知是导致城市发展"突破规划"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城市的发展既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是市民社会心理的发展,还是人们对城市社会认知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相互作用的产物。建构和引导关于杭州的社会认知,对于落实杭州城市发展定位、树立杭州形象、促进杭州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上层占7.6%,中产下层占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统计结果还显示,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韧性——多学科视角下的概念解析与重构

文章首先梳理了韧性一词的起源和使用演变,及其在几个重要学科与研究领域中的概念内涵,包括心理学、生态学、灾害风险管理,以及城市与区域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对韧性的概念进行总体性重构,提出了城市社会空间韧性,即城市社会空间在受到内外突发冲击或是慢性扰动时表现出的社会和空间稳定性与适应性。基于各学科中韧性研究的启示,文章进一步构建了由前摄性的预测行动、后摄性的适应行动和习得性的更新行动构成的城市社会空间韧性三阶段结构模型,以期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空间变化带来的挑战提供全局性的理论框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