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和辩论在量刑程序中的作用——以美国无陪审团参与的非死刑案件为例

证据与辩论在美国无陪审团参与而由法官量刑的非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大部分非死刑案件的量刑听证程序中,包括非法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量刑前调查报告、控辩双方的律师的辩论、缓刑官的量刑建议等对法官公正地量刑产生积极影响.     

论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构建

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审判中，定罪活动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量刑活动存在的问题受到了忽略。近年来量刑制度改革引发了人们对于我国构建量刑程序的关注。理论上，量刑程序在审理对象、程序参与主体和证据制度等方面存在特殊性。两大法系存在着合一和分离两种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关系模式。这两种关系模式都存在着优势和弊端。我国在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时，应该尊重量刑程序的程序特点，借鉴两大关系模式的优点，把握相对独立的实质。     

非法证据排除实施问题研究--从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实证案例切入

当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基层公安司法机关适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方法方面,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应该对讯问时录音录像的“全程”“完整”两个要素以及相关技术要求作出详尽和统一的规定,构建合理的取证手段合法性证明体系;在协调非法证据排除与庭前会议关系方面,应明确法官在庭前会议中的权力以及庭前会议的效力问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实体法关系方面,如果与案件定罪量刑的实体要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现有其他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即使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物证、书证取得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也应当对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有裁量权。     

论违法侦查的实体减轻

违法侦查不仅具有诉讼终止、排除非法证据、要求补正或合理解释等程序性法律后果,也可以引发以减轻刑罚为代表的实体性制裁。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以国家机关整体利益为制裁对象的实体减轻根源于程序正义对刑罚正当性的影响,与程序性制裁共同形成违法侦查的双重制裁体系。在量刑层面上,违法侦查动摇了国家机关作为处罚主体的适当性,属于影响责任刑的量刑情节。在程序定位上,实体减轻针对的是违反程序规范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造成实质侵害的违法侦查行为。因此,在适用范围上,实体减轻仅与技术性违法侦查和应适用诉讼终止的严重违法侦查存在排斥关系,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程序补救规则的适用对象分别属于并列关系和交叉关系。实体减轻不仅可以彰显程序正义在刑罚正当性要素中的重要地位,也为被告人提供了一种新型救济方式。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两个证据"规定虽彰显公安司法机关力图追求司法公正的态度与决心,然而,如何将制度规定有效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仍需一套具体的、稳定的、有效的操作程序。而要使"两个证据"规定付诸实施,首当其冲要面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建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可从主体、影响因素、可能的展望等三方面着手。     

量刑程序改革的辩护视角:误区与辩正

量刑程序改革渐至瓶颈,量刑辩护成为深化制度改革的突破点。以量刑辩护为视角,量刑程序中的辩审关系与控辩关系成为改革的重要维度。量刑辩护存在相应的制度性缺失,主要包含量刑辩护的本体缺陷、辩审关系的实践偏移以及控辩关系的制度偏差。为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贯彻量刑程序改革之初衷,量刑辩护需要从3个方面加以完善:一为本体进路,实现律师的人员配备与专业化;二为辩审进路,从裁方量刑说理、辩方调查取证与量刑意见着手;三为控辩进路,完善审前的信息开示、量刑支持与审判的对抗机制。     

规则与裁量--英国非法证据处理方法之特色评析

英国在处理非法证据方面的特色在于,既区别对待两种违法证据(非法自白证据原则上予以排除,非法实物证据只要与案件事实相关的都可以采纳),又区别对待两种违法行为(对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只要有证据予以证明都要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对警察的违法行为,通过纪律惩戒、刑事指控及民事诉讼等方式予以制裁)。这样既惩罚了犯罪,又惩罚了警察的违法行为。同时,赋予法官排除非法证据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以寻求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之间的平衡。英国在非法证据的处理上表现出的务实、稳健和灵活的特点,值得我国借鉴和参考。     

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研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运行的程序环境存在程序空间封闭、程序结构压制、程序结果草率等问题,动议主体的无效性、裁判主体的偏向性、证明责任主体的不当性是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在证据范围、证明要求、衡量尺度、证明方法等方面存在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主张为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的改革提供了诉讼法理依据;以此为基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需要从程序、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方法几方面进行改革,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需要建立以审判职能为中心的审查机制,辩护方的证明责任需要进一步降低,证明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证明方法需要进一步体现法治理念.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论我国量刑证明标准的构建

在独立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下,我国有必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证明标准体系,其有助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实现以及诉讼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量刑证明标准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量刑证明标准应作层次性设计,其中法定量刑情节中的从重、加重、免除情形宜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从轻、减轻情节宜采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对酌定量刑情节应采优势证据标准;基于生命权的重要性,对死刑案应采确定无疑的量刑证明标准.     

刑法最后手段性的根基及实现

在抗制犯罪这种反社会的行为时，刑法的机能决不是无限的。刑事处罚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处理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即不得已的范围内适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体现了一种“慎刑”思想，已成为近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其确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根基。在我国，树立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观念，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量刑建议制度：比较法视野内的考察

众所周知,案件事实一旦发生便不可重现。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及调查手段的限制,最终能进行刑事程序并据以定案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不可避免地存在出入,且关于被告人品格等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又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确保量刑的公正,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无疑是方式之一。但由于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和刑事司法理念的不同,量刑建议制度在各国所具有的功能、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因此,对这些差异、共性进行分析,将会大大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研究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是在原有数罪并罚规则基础之上,针对多样化的犯罪现象与司法适用而设置的规则。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异种自由刑并罚内容,吸收原则与并科原则各自蕴含着合理性依据。然而立足于整体数罪并罚的规则,此种规定却存在二者相互矛盾以及刑罚轻重的冲突,给理论研究与实践适用带来困扰。基于此,通过对域外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的考察,借鉴其中折抵和限制加重原则的内容,提出我国异种自由刑并罚规则的改进建议:对有期徒刑和拘役刑的并罚采用综合折抵原则与限制加重原则的方式,而对有期徒刑、拘役刑和管制刑的并罚继续采用并科原则,从而更好地实现数罪并罚的适用。     

量刑程序与证据

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定罪量刑分而治之的量刑模式,而我国在量刑程序上实行的是定罪量刑合一的模式,为了实现合理而准确的量刑,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有益做法。但是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必然带来诸多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证据的适用问题。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后,在证据适用中要以所有影响量刑的量刑情节为证明对象,确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自由证明的证明方法进行证明。     

数罪并罚原则适用评析

本文主要对数罪并罚的并科、吸收、限制加重等原则从公正、功利等方面予以评析 ,认为吸收、限制加重原则弊大于利 ;而并科原则虽然利弊皆存 ,但因其具有刑罚公正、符合平等性以及范围较为广泛等特性 ,应当扩展其适用范围 ,对数罪被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等刑种 ,均可适用并科原则确定所执行的刑期     

对没收财产刑的价值反思

没收财产刑的重刑效应早已"名不副实",对犯罪人的威慑力不大,在已有罚金刑的情况下,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且由于刑罚投入成本过大,从刑罚效益的角度考虑,也不可取。同时,不能将没收财产刑异化为不能证明财产来源违法性时对犯罪人财产的剥夺,应结束一般没收和特别没收混用的状态。     

2015年江苏省非法行医罪审判实例分析

文章对2015年江苏省非法行医罪审结案件进行筛选和分析,了解犯罪成因及行政执法?刑事审判对遏制非法行医的作用?非法行医罪行为人绝大多数属于无业游医,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非常大;非法行医高发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及外来人口较多的区县,医疗服务可及性较低是非法行医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卫生行政监督对于发现非法行医犯罪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部分司法机关对非法行医犯罪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处罚过轻?     

论刑罚目的与量刑

刑罚是为了保护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而对危害行为设立的保障措施和惩罚方式。刑罚目的是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刑机关通过设定刑罚、适用刑罚和执行刑罚等方式而在主观上期望实现的效果。刑罚目的应当包括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以及传递价值保护等内容。依据此目的,司法机关在量刑上应当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在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社会价值等方面追求。     

论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由二审对量刑不当案件改判引发的思考

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立法上整体和个案本身的罪刑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强调罪与刑的相当与均衡,而忽视了同罪个案之间的罪刑关系,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同罪个案判决上的量刑失衡,这种同罪异罚现象的存在不仅给涉案被告人及其亲属带来不服,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动摇和怀疑。文章试就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做一粗浅的分析,同时着重就如何实现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     

论刑事被害人参与的量刑正当性

量刑程序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进行量刑活动的步骤，是刑事审判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量刑程序的特点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分离，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没有独立的量刑程序，但评议和表决规则十分严密，比较注重限制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被害人参与不够、透明度不高，影响了审判公正；我国量刑程序应该包括量刑公开、量刑答辩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