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经济法律规范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内涵模糊不清,公共利益的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混为一谈。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法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经济法不可能对公共利益给出一个定式的界定。经济法的功能在于维护权利和控制权力滥用。因此,不论社会如何变迁,经济法只要秉承经济宪政的理念,明确经济法维权与控权的目的,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看作公共利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维护和促进其发展与实现,这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     

公共利益法律问题研究——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分析路径

公共利益是指在民主宪政条件下,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人可以取得的经济、伦理与制度需求。公共利益具有普遍性与整体性特点,应与个人利益并重。公共利益具有保障社会公平、限制违反善良风俗的"私法自治"与规范制度秩序之功能,该功能可通过自力、他力与他主三种方式加以实现。     

经济共和主义视角下的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批判

亚当·斯密强调人性自私,公共利益是个人竞相追逐自我利益的副产品。亚当·斯密建立在市场自发性基础上的公共利益理论是以完备的自由市场为前提的,公共品和非市场性相互依赖,缺乏政府的"非支配"性干预,即使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失灵可能源于垄断性的强制权力,也可能源于民主政治竞争。经济共和主义是应对政府失灵的办法。经济共和主义强调以自由市场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发挥政府在社会公平正义和市场机制保障上的作用,促使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利益。经济共和主义才是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的基础。     

论《合同法》中的公共利益——以合同无效事由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第52条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合同无效事由,存在诸多问题。从政治哲学角度看,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及其表达方式历经嬗变;在合同法中,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对同质概念;作为公共利益的渊源,《宪法》与《合同法》的规制既体现出统一性,也表示出差异性。随着社会发展,公共利益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其衰落或者死亡,反而,以公共利益作为民事行为的效力边界,会使得合同法的私法地位更为巩固。     

论经济立法商谈机制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立法数量急剧增加,但是经济立法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已危害到公共利益。为规范经济立法行为,《立法法》中规定了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应听取、征求公众意见的制度,以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基础,这一制度可以界定为立法商谈机制。经济立法商谈机制的确立,可以从实现立法民主、协调经济利益和普及法制观念等三个方面维护公共利益。同时,借鉴国外的立法商谈制度的实践,我国的经济立法商谈机制应从程序、方式等方面进行完善,以更好的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论经济立法商谈机制的公共利益属性

随着经济立法数量增加,经济立法机制中的缺陷导致了对公共利益越来越明显的侵害。《立法法》中规定了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应听取、征求公众意见的制度,以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基础,这一制度可以界定为立法商谈机制。经济立法商谈机制的确立,可以从实现立法民主、协调经济利益和普及法制观念等三个方面维护公共利益。同时,借鉴国外的立法商谈制度的实践,我国的经济立法商谈机制应从程序、方式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以法的价值理论为视角

随着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公共利益纳入其范畴以及因土地征用和城市房屋拆迁而引起的对“公共利益”事件的普遍关注,引发社会各界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界定的强烈诉求。因此,分析公共利益的本质及内涵的界定．揭示我国公共利益的立法现状与缺陷,并就公共利益的法律保护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论我国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以英国为参照

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是一种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抗辩事由,是平衡社会公私权利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该抗辩制度长期没有确立。2020年,我国司法对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的拟定进行了积极尝试,但还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确;二是对披露对象限定比较严格;三是对不适用这一抗辩的例外情形的拟定比较模糊。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在英国有着长期发展,在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披露方式和对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可以借鉴,在界定侵害公共利益时应当以打击犯罪为基础,扩大到不法行为,并结合国情适当扩大披露范围,同时限定不可适用这一抗辩的例外情形。     

论保护公共利益的正当防卫——以污染环境罪为视阈

《刑法》第20条将公共利益作为正当防卫的保护对象,这是一个与德日刑法有别的中国特色命题。环境犯罪是侵害公共利益的犯罪,环境群体性事件应存在正当防卫的评价空间。以污染环境罪为例,在防卫起因上,违反国家规定侵害环境法益是正当防卫发动的前提。在防卫时间上,必须以行为人故意着手构成行为犯为防卫基准,且以污染的持续计划与公权力调停的缺位来作为不法侵害的持续性特征。在防卫对象上,防卫对象可以是实施污染的自然人或被利用之物,而单位是否为防卫对象并非真问题。在防卫限度上,只能以损害不法侵害人自由权、名誉权、财产权为代价,由此造成额外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若以损害不法侵害人生命权、健康权为目标,则属于防卫外的加害,防卫者应被另行定罪。     

专利制度作用下创新扩散的演化机理研究——基于微观视角的分析

国家创新能力提升依赖于创新扩散效应的理想实现,因而探讨专利制度作用下创新扩散效应如何理想实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分析制度演化理论切入,以微观企业主体为分析视角,探讨专利制度作用下创新提供方与潜在接受方之间在实现创新扩散过程中的互动策略选择机理,运用Matlab软件仿真模拟动态演化过程发现:在专利制度的影响作用下,创新双方互动博弈最终实现系统演化均衡,但只有在双方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均选择创新技术策略的情况下,专利制度的激励作用才得到完全发挥,创新扩散效应得到理想实现。同时,专利补贴政策正向激励创新扩散,而预期专利转让费、专利费用及转让税率对创新扩散效应产生负向影响。     

中国亟需公益诉讼理念与制度

近期以来,公益诉讼成了司法实务和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公益诉讼制度在当代的兴起,有利于弥补国家行政管理的漏洞,有利于保障法律真正得以实施。鉴于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与价值和我国现状,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为人民提供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民治之权,提供安全、快捷、方便的途径。     

劳动基准与公益诉讼

劳动基准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保障劳动者享有的最低劳动权利、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具有强烈的公益属性。我国对于劳动基准实施艰难的现状表明,通过传统诉讼已不能有效地解决劳动基准纠纷,而劳动基准与公益诉讼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呼唤着将公益诉讼程序导入到劳动基准纠纷的解决过程。我们应当构建完善的劳动基准公益诉讼理论与制度,从而维护不特定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基准权利。     

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思考

经济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类型,有着与传统诉讼类型不同的特征和功能。文章着重阐述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特征和现实必要性,并对该制度的建立提出了若干设想。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只顾及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的突破,也是对传统法律制度的超越。     

论专利制度对利益的选择与整合

通过分析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 ,揭示了专利制度的实质 ,即在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间进行选择与整合 ,从而求得动态平衡的一种制度安排。     

论公益诉讼的功能

公益诉讼具有引导及纳入现代问题如环保、公害、消费者保护、大众投资、公共支出等等于体制内解决的作用。就鼓励私人关心公益、促进制度改革及稳定社会、督促公务员依法行政、培育政府责任感的作用等方面，说明公益诉讼可能发生的功能，以期在制度运作时，时时警惕，是否制度已偏离原有轨道而应有所修正。     

试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

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建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建构该制度必须界定清楚公益诉讼的概念,而且出于公益诉讼保护对象的特殊性考虑,在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和提起主体方面应作出明确规定。鉴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在我国建构公益诉讼制度定会遇到很多障碍,克服此障碍应该在法律授权、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及公益诉讼费用改革等方面上做出努力。     

中国转型时期行政垄断的特殊性

行政垄断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具有普遍性。然而在中国转型时期,行政垄断也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实施主体、目的等许多方面。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研究

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地为所有公民所共享,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行政权存在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行政功能日益突显,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利益已经成为社会群体的必需。我国应该立足于现有的法制资源和现实需要,理性的批判、吸收国外的经验,整合并表述民众的意愿,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立法,积极构建并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民众和公益性社会团体通过诉讼的方式,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提供一种有效途径,以确立以诉讼推进民治、以民治实现公益的模式,有力规范行政权的良性运作,推动行政权与司法权、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保障我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对公共利益内涵及其属性特征的考察——以物权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为视点

“公共利益”是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且十分重要的法律概念。考察探究公共利益的概念内涵、本质属性和典型特征，对于厘清其本来面目，从而为在物权征收的法律上，就其具体的内容、范围等予以立法明确，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