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理性、人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三阶段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经历了直觉、理性、人心三个阶段,他的直觉说有两层含义,一为认识的直观,二为本能的良知良能,随着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用"直觉"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妥,遂而提出了"理性"与"人心"的概念,而且梁漱溟对"理性"和"人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通过对"直觉"、"理性"和"人心"(梁漱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的解读核心用语)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得与失。尤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良知良能"的来源试图结合现代的生物科学予以新的解答,这是对"人心"或曰"良知良能"的终极性思考。     

梁漱溟晚期心性论研究

晚年的梁漱溟,充分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试图建立一个以人心为基础的知情意统一、真善美合一的思想体系。他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早期“直觉”与中期“理性”所具有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统一起来。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却向我们展示了梁漱溟建立一种现代世界文化的宽阔心态,对于现代思想史来讲,具有重要意义     

梁漱溟仁学思想探微

梁漱溟是新儒学的开创人物之一。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值此背景下，梁漱溟借用西方生命科学来改造儒学。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仁学，也得到了梁氏的重新解读。梁漱溟认为，仁是敏锐的直觉，就是不安，我们要做的就是拒绝麻木、拒绝习惯。     

梁漱溟文化模式论及新儒学的现意义

北京大学的特殊文化环境,西方批判、反省现代化的思潮,父亲之死给梁漱溟带来的心理动力和毅力,是梁漱溟实现由佛返儒的文化心路的原因。梁漱溟提出的力图解决文化与现实社会存弊相连问题的文化模式有独创性,它为新儒学在当今的活跃开了一代风气,并赋予了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从《中国文化要义》看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要义》中,他以"人生态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涵,全面分析了造成中西不同人生态度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则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表现为理性与理智、非宗教与宗教。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应走之路向是接受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之用,来滋养中国文化理性之本。     

直觉方法与民国学术

民国时期是中西古今交汇、渗透、融合、创新的学术盛世。在学术研究方法上 ,由西方传入的直觉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直觉方法相衔接、融合而为学者们所关注 ,成为影响这一时期学术的主流方法。注重生命和意境的现代新儒家便是典型代表。他们在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科学万能”的诘难中扬波而起 ,在方法论上强调对生命、生活的感受、体验和体悟。从梁漱溟、张君劢讲非理性的直觉 ,到贺麟讲超理性的直觉 ,再到牟宗三讲智的直觉 ,新儒家都表现出对中西直觉方法的批判、扬弃和融合创新的共同致思趋向。     

融通直觉与理智的先行探索——贺麟的哲学方法论考察

贺麟先生的哲学方法论精严细致,富含精到的创见。贺麟承续着现代新儒家发掘传统儒学的价值和批评西方工具理性绝对化的理路,却又不满于前人将东西方文化化约为直觉与理智的对立。他努力寻绎二者内在统一的辩证逻辑,尤其关注理智的合理定位,并证成直觉与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背。在前人过多依靠直觉来达到形上本体的条件下,贺麟尝试的是一条融通直觉与理智的新的方法论进路。这些理论贡献对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无疑助益良多,也内在地推动着中国哲学的理论嬗变。     

从广告语言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从现代广告语言出发,探讨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指出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异在于哲学观上的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价值观上的整体观念与个人主义、思维方式上的综合直觉与分析逻辑以及伦理道德观上的宗族观念等级意识与个人本位平等意识之间的对立.     

以中评西:中国哲学的另类叙事方式

以西评中的叙事方式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与之相反的以中评西的叙事方式似乎没有起那么大的作用,但却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以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中国哲学,不会成为西方哲学的附庸而在世界哲学中占一席之地.以中国的直觉评西方的理智(梁漱溟)、以中国的修养评西方的知识(熊十力)、以中国的两轮评西方的二元(陈荣捷)等等,都是意味深长的个案.     

梁漱溟的心性理论评析

梁漱溟的心性理论是其文化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内容。梁漱溟提出“宇宙大生命”之说,用“本能、理智、理性”的三分法和“理性为本,理智为用”的原则,改造传统儒学的心性理论,使之上升到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水平,并将真善美的价值作为联结理智和理性（直觉）的中间环节,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些都为现代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新方法,在现代新儒家中也可谓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     

基于心理事实 探究伦理道德－－试论梁漱溟研究伦理道德的方法

梁漱溟在促使儒学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 ,有众多举措。基于“直觉”这一所谓的心理事实来探究儒家伦理道德 ,为这众多举措中较有特色的一个。在梁漱溟看来 ,伦理、道德的本质就在于直觉。这种将伦理、道德心理化的作法 ,最终将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现代新儒家思维方式探析

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对其思维方式进行了探讨,认为他们有一套全面地从研究进路到中西文化比较的独到的思维方式,即存在的进路、智的直觉、道德理性与科学理性双彰、从进化观到多元文化观。     

论“自我”概念的哲学演变

在西方哲学史上自我曾以灵魂、实体、主体、此在等诸多形态出现过。自我概念哲学演变的内在机制在于它是由古代哲学的自然反思即自我与自然的混沌状态发展到近代哲学的内外反思即主、客二分状态。到了现代哲学阶段研究自我概念的思路转换,一方面开始从理智的直觉转换为体悟的直觉,另一方面则开始从异化的、分裂的自我转换为统一的自我。哲学对“自我”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哲学的人学性质日益凸显的过程。     

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学传统的突破

以《新民说》为主线,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及其与儒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分梳和评析。作者认为,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和群治思想突破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符合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但在伦理道德观方面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学传统,既有所继承,同时又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一方面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通过"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种将两种文化的长处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观念,即便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与福泽谕吉"文明论"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鉴取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但二者又有着显著的、实质性的差异:与福泽心悦诚服于西方文明不同,梁启超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中心意识,而且文化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这也与福泽民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在梁启超看来,福泽的"文明论"不过是他学习西方思想的一座桥梁。     

钱穆与梁实秋关于中西文学比较的笔战

钱、梁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西语言文学孰优孰劣、中西文学的世界性与地方性、中西文学的雅俗演进分化、中西文学产生背景差异等方面。就语言文学的优劣而言,钱穆认为中国文字是优秀文字的代表,故中国文学亦是优秀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认为中西文字和文学不存在优劣之分,各有长短;从中西文学的世界性和地方性范畴来看,钱穆坚持中国文学着眼世界性后稍微兼顾地方性,而梁实秋则坚持西方文学更具世界性;就文学发展演化的雅俗路径来说,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雅化的文学、西方文学是俗化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论说中国文学也明显有俗化的一面,西方文学也多有雅化的情形;对于中西文学发生的背景问题,钱穆认为中国文学生成于大环境,重视时间的绵延,西方文学则产生于小环境,更关注空间的散播,而梁实秋则认为西方文学也有生成于大环境,这并非中国文学的特例。从二人论争过程和结论来看,他们的观点各有合理性,亦各有片面性,但都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观念与视角,值得当下比较文学研究者去梳理和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