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美及其后现代转向

社会美作为美的形态之一,作为中国美学的“特产”,曾经在中国美学界引发过激烈的讨论、研究与宣扬。然而,它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却逐渐走向了停滞。不过,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当代美学开始关注生活、社会和自然,开始将生活、艺术、社会、自然的界限抹平--它们开始提出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肯定美学”、“景观美学”--而这些实际上和中国现当代的社会美有着相同的时代诉求和审美立场。同时,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进展,后现代美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美开始走向一种建设性的审美征途之中。它开始倡导一种自由、多元、和谐的审美观念,而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广义的生态美学观。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青年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是在近代中国青年阶层诞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内容来看,《新青年》的主题是“青年”和“青春”。这些大量涌现的以“青年”为主题的论述文章,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陈独秀以“青年”命名刊物的用心主要表现为：首先“青年”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的,有着更强的社会功能,更容易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其次,“青年”本身就包含一种以时间为向度的价值评判的可能。因此,一方面,“青年”作为被启蒙的对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青年”自身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在与老年、老大帝国、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对抗中,能更容易获得认同。现代“青年”角色的产生,是双向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社会的角色期待、社会的规范性力量;一方面是青年的自主意识、角色的自我设计。也就是说,“‘青年’并不只是由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而是由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学生自身的主体行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的互动形成的”。就近代中国而言,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形成,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五四青年通过对《新青年》的阅读,也产生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就是“青年崇拜”。
关键词：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民族地区高校课程资源的开发——基于“俱乐部产品”视角的分析

开发民族地区特有资源,形成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特色专业及课程是当前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民族地区拥有丰富而特殊的社会资源,加上高等教育具有“俱乐部产品”的外部性,课程资源开发有很高的可行性。但是,目前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存在办学定位不正确、经费及人才短缺等问题,制约了课程资源的开发。吉首大学“研究基地（中心）+社会（单位或公司）+科研项目”的“三维一体”的课程资源开发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为民族地区高等院校课程资源开发探索了一条现实途径。     

实现中国梦的双重伦理机制

作为近代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伟大理想和善的伦理行动,“中国梦”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历史性概念。它既是一种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时代伦理精神,也是一项中国人民实现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道德实践活动,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当代社会,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行动的理论构想,蕴含了社会善治和个体道德完善双重努力的伦理学涵义。“中国梦”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与合理安排,为之提供必要的制度伦理保障;另一方面,“中国梦”的实现也需要每一个体德性品质的提升与完善,并为之提供必要的道德支持。“中国梦”是当代中国人民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相统一的伟大伦理行动。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

古典中国的礼乐制度,希望通过约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和建构日常生活规则,进而实现等级严明、各安其分的社会政治秩序。从维护政治秩序和落实政治价值的角度看,礼、乐可以看成是“生活中的政治”。人们遵从国家政权所期望的礼治和礼俗并因之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不要政治的政治”之特点。当然,这种“生活政治”也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私人性与公共性混淆的问题,“公私之辨”的价值张力由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而引发。近代以来,传统礼乐典章逐渐流散,但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文明对现代社会依然有着多重意义。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表现于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意识形态政策话语。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内涵着巨大的裂痕与冲突,即存在普世价值与全球扩张主义;“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与“结网--对中国有条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双重标准四个方面的悖论,表现出美国“人权神话”、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权、反自由的伪善嘴脸。     

知识经济与教育理念的重塑

“知识经济”是当代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的出现将深刻地改变我们对教育的传统理念,具体地说,它使我们对知识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使我们原有的“知识观”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并且使我们形成“以人为本位”、“学习社会”、“国际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等四大新的教育理念。     

司法审判中单位证明现象的法社会学分析

单位证明的证据效力缺乏足够的法理依据,但审判实践对单位证明的运用却十分普遍,这 种现象的产生及其变化需要从法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单位社会的形成是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基 础,单位与个人之间管理与服从、控制与依赖的社会关系使单位成为证人的权威代言人,单位的同质化增 强了单位证明司法运用的可接受性。随着单位社会的消解,单位证明现象呈现出日渐式微的趋势,审判 模式的转型则加快了这一进程。单位证明最终应退出我国司法证明的历史舞台,但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 程,其中如何看待法官的“单位情结”至关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实践观

马克思恩格斯使道德立足于现实生活领域,从应然变成实然。首先,他们认为道德是人们在实践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道德根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把道德原则应用在社会实践中。他们所持有的道德原则是人道主义,这表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批判中。他们也认为人道主义道德原则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充分体现。最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自由是首要的道德价值。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才能真正被实现。他们在建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社会形态时,也建构了自我决定的自由的道德观。因此,道德最终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被实现。     

欧美反智主义的兴起：一个社会阶层结构嬗变的视角

近期欧美国家反智主义的兴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意识形态现象，与西方社会阶层结构嬗变高度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社会政策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阶层分化、固化和极化，导致一些国家从较为稳定的“橄榄型”阶层结构蜕化为分裂的“双钻石型”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嬗变和社会关系紧张引发的排外、仇怨等社会心理影响了人们的理性思维，中下阶层获得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阶层分化的格局，同时造成了智识水平下降的趋势，使民众更易于被精英和政客煽动与误导。反智主义是西方治理危机和制度危机的精神伴生物，在目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制度体系和统治方式之下，将始终存在蔓延和膨胀的空间，随着西方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演化激化，这种精神异化可能会以更加剧烈的社会运动形态表现出来。     

单位制解体下城市社区居民认同感的培育——以东北三省为个案的研究

生活在单位中的社会成员对单位有较强的依赖关系,由于单位几乎可以解决社会成员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所以社区成员忽视了社区,社区的认同感出现了真空状态。单位制解体后,社会成员脱离了单位回归到了社区当中,所以培育其对社区的认同感就凸现了其必要性。对社区的认同需要充分利用和调动社区中的资源,要社区成员充分地参与到社区的各种活动当中,这样,以参与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就凸显了其作用。对社区认同感的培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资本的培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

农村社会救助不仅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政策性举措,而且是改善农村民生、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先后经历了探索阶段、缓滞阶段、改革阶段、发展阶段和完善阶段,已形成较为科学完备的政策体系,并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即政策顶层设计从粗犷走向精细、政策实施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政策目标从生存型走向发展型、政策格局从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取得的主要成就在于:实现了政策制定理念与时俱进、促进了新旧政策整体转型、维护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救助机制不断完善;从中概括的基本经验有:坚持救助政策与经济体制相适应、注重救助主体多元化、突出救助政策综合性、强调“输血”与“造血”并举。从现实出发,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存在着救助资源短缺、相关法律欠缺、基层力量薄弱、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迫切需要稳定救助资源供给、推进法制化进程、增强基层执行力、促进信息化建设,以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成效,保障困难农民共享美好生活。     

“文化—资本”框架:对历史文化村镇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新解读

对历史文化村镇文化资源的传统解读,主要基于社会记忆等理论,形成了“文化—记忆”框架。但随着文化资源日益复杂多样,与社会的互动关联更为深刻,传统解读框架难以支撑。本文基于文化资本理论,将历史文化村镇文化资源置于“文化—资本”的框架中加以审视,实现了对其对象范畴和社会互动的新解读,焕发了历史文化村镇文化资源在当下的新活力。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通过婚姻市场要价这一"倒逼"的基本路径,从父辈手中索取资源进行结婚、买房,实现小家庭在城镇的立足,并依托父辈的隔代抚养和其他后续资助完成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对于第二代农民工的父辈来说,"续后"的家庭信仰使得他们仍然恪守责任伦理,村庄经济分化所衍生的社会性面子竞争则形塑了村民"虚胖"的生活逻辑,以保证其家庭和子代的延续与生活的体面和尊严,避免沦为社会的底层。     

中国单位伦理实体探究

在中国,单位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基本社会组织和伦理实体,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单位”伦理实体中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精神有它特有的涵义,也有它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建立之根据;在现今的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社会趋势下,单位伦理实体显出某些不适应性,应作出相应的扬弃。     

超越法治：社会诚信体系的规则治理

失信已泛化为社会普遍现象,通过建构社会诚信体系进行“救赎”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同主张。传统诚信观念整体性的破裂预示着道德诚信社会控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社会分工、人口流动和个人主义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推动诚信体系重塑的关键角色,呼唤保障诚信的权威策略。现代社会诚信体系的建构应以摆脱将“社会诚信体系”等同于“社会信用体系”的认识论错误为肇始,通过知情权、隐私权、信用权等诚信权利的实践树立国家诚信法治立场。超越法治,吸纳和借鉴“非国家法”资源,与道德教化、合作治理相结合,借力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协作,才能成就“诚信中国”的梦想与蓝图。     

个体身份与生命意义：肺癌网络社区的疾病叙事

文章通过对国内"医享网"癌症社区"肺癌圈"中33篇精华帖的叙事分析,探究其中生命故事的主体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路径及其对生命价值的意义探寻,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些反思。研究发现,在自述和他述生命故事中,叙事者在信息寻求过程中改善自我印象,并运用"写作疗法""阅读疗法"和叙事隐喻理解疾病,帮助患者重塑自身角色。通过社群互动,患者形塑了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并形成了集体层面的生命价值观。从本研究的结论看,疾病叙事是癌症网络社区患者建构个体身份、形成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叙事或可成为未来增进社会对癌症乃至其他疾病的理解、推进治疗与康复的可行之路。     

"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

“看”的技术生态位不仅指它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空间位置,更意味着它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功能或所起的作用。人是“看”的主体,“看”是人类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看”的技术则是强化这一方式的重要工具,二者的相互关系定义了“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关系、联系是“看”的基本属性,生态系统是“看”的场所,生态整体性是“看”的技术生态位之基础。正是这种整体性定义了“看”的技术生态位在空间上所占有的具体位置,同时也将其在时间上统一起来。这种时间上的统一表现为一种过程性,即“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自身的展现形式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看”的技术生态位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演化所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看”与“看”的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更为牢固与紧密,甚至可以说,今天社会生态系统中“看”的技术生态位就是通过“看”与“看”的技术紧密依存共同展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