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一种社会批判空间,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为操纵的公共性正在逐渐排挤批判的公共性。我们需要塑造普遍的交往行为以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从而缓解公共领域内部的紧张关系,并充分发挥公共领域对现代政治运行的规范作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     

自由与理性——哈贝马斯传媒思想述评

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传媒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功能作出了深刻的阐述,自由与理性是其传媒思想的重要内核。尽管哈贝马斯将丧失批判功能的传媒视为公共领域破坏者的论断不免保守,但恰恰可以返观传媒在场于公共领域的意义。以公共领域理论观照传媒功能研究,则传媒研究不仅获得公共性这一蕴涵民主特质的关怀视角,同时赋予传媒理性批判的意义从社会学走向政治学。日益加剧的传媒消费主义语境,使哈贝马斯的传媒批判思想重获现实意义。     

规范与权利视角下的公共性——论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

哈贝马斯是20世纪公共性和交往哲学的代表人.他的公共性理论受阿伦特公共空间的启发,力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解决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公民社会理论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原型,从中抽象出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为现代社会的多元民主奠定了理性的基础."商谈民主"理论是对现代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理论的调和.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停留在规范与权利的现代性框架内,无法从深层上回答现代社会的德性与伦理危机.     

南希·弗雷泽关于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

南希·弗雷泽在批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她认为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在全球化时代已捉襟见肘,批判理论应予以揭露.此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型是威斯特伐利亚的民族国家,然而公共领域理论应该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超越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保持其批判性.弗雷泽从规范合法性和政治有效性两方面探讨跨国公共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意图重建公共领域批判理论.     

公共性观念的价值——哈贝马斯公共性思想的功能分析

“公共性”观念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早在哈氏的第一部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此观念就已经被提出,并且引导了哈贝马斯后来的整个批判哲学的发展方向。在哈氏看来,正是这样一种公开的、批判的和理性的公共性,凭借着自身独特的价值内涵守护着公共领域的自由、民主、正义之精神,并进而推动着西方社会的民主进程。公共性功不可没。     

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以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批判为例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型缺乏女性视角,被批判为“性别盲点”。因此,女性主义者们试图建立包容女性的“女性公共领域”,南希.弗雷泽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基础做出了批判,试图通过公共领域的多元化来建立女性公共领域。但其理论却摇摆在包括平等在内的启蒙价值和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她所提出的女性公共领域也因此自我挫败,难以成立。     

经典“公共性”理论辨析——兼谈中西差异

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公共性问题的凸显。在西方,研究公共生活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分别是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桑内特。三人对公共性的理解各有差别:阿伦特眼中的公共性与"积极生活"紧密相连;哈贝马斯强调公共性的批判性;桑内特推崇现代公共性的非人格化。三人对公共性尽管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但我们仍需注意中西之间的差异,以便更加恰当地引用和借鉴。     

哈贝马斯公共性范畴的嬗变

“公共性”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早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它就被看作是实现民主社会的重要条件.不过,此时的公共性范畴尚显稚嫩.只是在哈贝马斯的理论实现了语言学转换之后,公共性的内涵才被完全发掘出来.公共性在这期间经历了微妙的转变:从对话到交往;从批判到建构;从一元到多元.成熟的公共性在建构商议型民主社会、实现世界一体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范导作用.     

对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思考——从“艳照”事件看网络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借＂受众本位＂的思想对网络公共领域发起挑战,网络公共领域出现了缺失公共性的危机。本文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式下,对网络＂艳照＂事件中凸显的网络公共领域危机———＂公共性缺失＂问题进行思考,浅析造成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原因,并对重塑公共性,建构网络公共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基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文本的分析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共对话平台及建基其上的社会批判功能.因此,“公共领域”是非实体性范畴,是哈贝马斯用来厘定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引导政治实践的理论工具.根据文本分析,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来源于特殊的西欧社会的文化根柢,有着特定的西欧社会历史背景,直指现代西方社会语境中的问题,并不能以自明自证的方式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尽管如此,公共领域的社会监督和批判的自我纠错功能依旧具有普遍意义,它必须与中国传统的“公”的文化相结合,立足于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实现在当代中国价值多元化社会语境下的现代转化,才能发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     

公共性与公民伦理--兼论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公民伦理思想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现代民主和法治国理论为分析前提,讨论基于公共性建构的公民伦理思想.在公民普遍性社会交往的意义上,无论是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结构来谈论的"公共性",还是阿伦特基于行为类别划分来分析的"公共性",都在公共领域成为联接公民与公民伦理概念的基本向度.对于与"公共性"相接洽的公民伦理的基本属性,我们可以在经验性生活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公民在公共交往生活中的自然法.它可以在人类公共生活交互性与社会性叠加所生成的层面上,解析为公民伦理的自主属性、公民伦理的和谐属性、公民伦理的权责属性、公民伦理的契约属性、公民伦理的共通属性.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规范视角

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从规范与事实两个层面阐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以往人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事实层面的描述,本文则试图立足规范视角对哈贝马斯这一思想进行解读。在规范层面,哈贝马斯一方面分析了影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公共领域的规范潜能;另一方面,他又着力挖掘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身的规范潜能,进而以此为契机批判现代社会,以之为基础构建理想社会。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在 80年代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 ,其实早在他 60年代初的著作中就有了萌芽 ,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思路是 :“公共领域”于 18世纪在西方社会开始出现 ,但随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使“公共领域”渐趋衰落 ,交往理性受到压制。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 ,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本文指出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也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     

关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阐释与探析

公共领域处在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中间地带,主要是对涉及公众普遍利益的事务向公共权力机关提出批判,形成公众舆论。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中国具有研究和借鉴的意义。     

论资本主义系统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及其后果——从美国“棱镜门”事件谈起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借助于公共媒体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言说平台.作为私人的公众和言论自由是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对现代公共领域的入侵使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化”危机,并造成其公共性“褪色”的困境.此次“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对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戕害,不仅暴露了其所谓“言论自由”的非自由本质,而且破坏了西方公共领域“话语民主”的一贯传统.公共领域也由此从理性批判、公开辩论的空间蜕变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场所或公众表达个人私密情感和“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的私人“会馆”.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公共领域中的主体建构

哈贝马斯把公共性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原则，通过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消解，为我们确立了公共领域的研究主题。公共领域和公共性原则的内容是由不同时代的主体所建构的，这种建构必然与主体自身的发展和对自身的认识相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建立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基础上，但也是私有者把自身虚构为一般的人的结果，因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还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公共领域的真正确立还I必须通过人的解放阶段，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主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社会批判理论内部的对话--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关系新探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之间有继承又有发展.从这种理论关系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出发,本文认为,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于意识哲学的批判、建构程序性现代交往理性等方面,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之间存在一种从理论分歧到理论批判,直至理论超越的对话式互动关系.这种理论关系的澄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和理论特质.     

公共性问题的哲学前提批判

对公共性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前提批判是对公共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它保证了问题研究的彻底性。前提批判的主旨就是在现象学的意义上直接给出公共性的原初要素,缺少原初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公共性就不可能发生。就公共性之原初的逻辑结构说,有三个要素乃是必要性的条件:公共活动、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公共活动构成公共性的社会基础;公共理性是公共性得以发生的主体性条件;公共价值是公共性的本质。优先探讨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尽管是预备性的工作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工作。     

普遍利益与公共利益批判

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矛盾的求解由来已久,在长期的历史中,这一矛盾被转化为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问题。黑格尔希望以理性国家来升华市民社会,卢梭寄希望于个人的心灵默契,哈贝马斯等吁求在公共领域中对公共权力进行批判和监督,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需要实现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双重超越,达致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今日中国,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的理想为旨归展开公共性批判,尽可能地达致普遍利益的实现。